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与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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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与机制研究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与研究体现着“中国化”的总体逻辑：适应中国社会的时代语境，创新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使其呈现为“中国的西方哲学”而区别于其“西方哲学”的原初形态。这—总体逻辑使其既在历史维度上努力凸显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又在发展维度上努力表达其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融通，以此为基本线索能够更清晰和准确地审视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百余年的努力与成就。在这一视阈下，我们需要思考当西方哲学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建构中的重要环节而被凸显为“中国化”的哲学形态时，考量中国文化与中国化的西方哲学之间的真实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正如有

2、的学者总结道：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是指它们在中国取得了新的理论形态，有着与其在西方不尽相同的面貌。……西方哲学在中国之所以取得了新形态，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成了其重要的思想资源。所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始终贯穿着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三个互相联系的普遍性的环节：变革、融合、制约。’’①中国化的西方哲学对传统中国文化所起到的补充和启示作用是其能够中国化并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化”的西方哲学在自身的创造性发展中形成的重要经验教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方哲学训与普遍性规律凝聚成的思想

3、精髓，有助于我们更系统地总结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经验，并为后续开展的西方哲学研究提供启示。一、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最初发展是对中国社会问题有效回应中的“积极应变”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指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构成我们选择、借鉴西方哲学的向导，也决定了何种西方哲学能够成为中国的西方哲学并自觉实现中国化，这是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思想语境。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入、演进和发展总是围绕着这一指针而发展变化的，这一时代语境既需要西方哲学始终做出回应——反映，更需要西方哲学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实现“积极应变”——对话，使得西方哲学在中国

4、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侧重地完成自我发展。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起点应体现在历史观上。随着中国社会救亡图存根本任务的提出，中国社会应往何处去的问题成为最为关键的理论问题，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历史观的问题，是历史以何种方式实现自我运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国化的历程及经验教训。矛盾运动关系说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进而阐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出极为严整的科学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要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同出现的还有西方的进化论史观，进化论史观将世界历史的运动理解为逐渐进化的过程，对于马克

5、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中国社会理解、接受起到推动作用。进化史观往往与西方的民约论思想一同出现。正如陈旭麓所指出的那样：“五四，以前的几十年中，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有两论。一是进化论，一是民约论。前者以生存竞争的理论适应了救亡图存、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后者以天赋人权的观念适应了要求平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两论的传播，在观念形态上是区分先前与近代中国人的重要标志。”②在历史的节点中，“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在现实中与心理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一些致力于改变民族意识、改变社会制度的知识分子更是选择了对“进化论”、“民约论”进行自我解读而展现他们从

6、思想深处发生的觉醒。由此，在思想舆论的兴起中，科学主义、民主社会思潮的产生便不言而喻了。这些前提无疑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序曲。西方哲学中国化为中国社会出现以“科学”实现启蒙的现代化目标提供助力。1896年严复翻译《天演论》，为中国人启蒙了科学主义思维。严复赞许西方学者在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对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界的启蒙是大有进益的。“天演论”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未明晰的认识事物的诸方法，以及以此方法透视出的可用于救国图存的启蒙民智、启蒙民德、启蒙自由的思想依据。

7、严复指出：“百年来欧洲所以富强称最者，其故非他，其所胜天行，而控制万物前民用者……吾胜天为治之说，殆无以易也。是故善观化者，见大块之内，人力皆有可通之方，通以愈宏，吾治愈进，而人类乃愈享。”®严复给予“天演论”很高的评价，“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严复认为进化论能够作为谈论治国之道的合理基础，而肯定了进化论中的科学实证思维，推进了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自我解读。在此基础上，近代中国开启了世界观的变革，在科学主义中发展出来的思维方式以及方法论的新启示也奠定了中国人易于接受西方哲学的思想基础。西方哲学中国化在最初社会历史阶段还为中国社会带来

8、“实验主义”的研究方法。瞿秋白曾指出：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有实验主义的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的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