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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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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出走”现象论文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即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下面是小编为你带来的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出走”现象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自从《新青年》上刊出“易卜生专号”,将《娜拉》这出社会问题剧介绍到中国文坛,娜拉的出走就吸引着无数正在急切寻求出路的青年男女们。于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涌现了大量“出走”的作家以及人物形象,折射出对时代的批判
2、、对自身的反省、对生活的选择以及对更大更新的理想世界的不断探索和追求。本文试图通过对作家自我的出走、作品中出走主题的揭示来对“出走”这一现象进行探讨。 关键词:现代文学出走叛逆追求 一、出走的最好时代 “出走”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的女子们如卓文君、红拂女早早地践行了“为爱走天涯”,到了《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出走”,强有力地冲击着“家”的既定格局,也预示着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秩序面临溃败。 “五四”时期普遍宣传的个性解放,成为一种热涨的潮流,并以空前的气势和冲击力试图推翻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堡垒。许多
3、封建家族中的年轻一代认识到了自己家庭的罪恶,他们试图冲破家的藩篱,走向外面广阔的天地。于是,作为一个即时性的动作,在现代文学中关于“出走”的描写来了一个大爆发。这种现象相当大程度上要归因于1918年《新青年》刊出的“易卜生”专号将《娜拉》一剧介绍到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青年男女们从中受到启发,将娜拉当作自己的偶像并用实际行动效仿。直接模仿《娜拉》的作品是胡适的《终身大事》,严棣的《心影》、凌均逸的《生死关头》等一批作品都是在易卜生的戏剧直接影响下出现的。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侯曜的《弃妇》、欧阳予倩的《泼妇》、郭沫
4、若的《卓文君》等也是娜拉式的社会问题剧。这个现象并不是一时热潮,在以后的文学作品中也一直有佳作。二十年代鲁迅《伤逝》中的子君、茅盾《虹》中的梅行素;三十年代巴金《家》中的觉慧与淑英、曹禺《日出》中的陈白露、林语堂《朱门》中的杜柔安;四十年代曹禺《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和愫方、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少祖和蒋纯祖、师陀《无望村的馆主》中的陈世德、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瑞全、无名氏《海艳》中的印蒂等等,他们的“出走”见证了“出走”现象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历久不衰,这与它的恒定性、包容性密切相关,“出走”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
5、上一个经典的意象。 另一方面,作家自我的出走也是蔚为大观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出走”是二十世纪先进知识分子精神历程最恰当的概括,[1]这与一大批作家的写作经历十分符合。鲁迅走出了“鲁镇”,于是故乡变成了纸上残存的童年记忆;巴金、艾青、路翎等冲出家门,脱离了封建家庭,开始用笔清算“家”罪恶的事业。乡土作家群走出愚昧沉郁的古老农村,离开蒙昧中的老中国儿女,在文明的大都市中反思着故土。除了男性作家对家、对故土的批判、反思外,一群女作家也值得关注,如丁玲、萧红、白薇、苏青、谢冰莹等等,她们都是为了摆脱包办婚姻,而走出家门
6、去寻找自由、广阔的天地。作为女性作家,她们作品中人物的出走体验更说明了“出走”后要面对的复杂局面,这一点将在后面进行详细论述。 总之,可以说没有一个时代像“现代文学三十年”这个时期的儿女那样“出走”得如此决绝,如此广泛与普遍,这是一个“出走”的最好时代。 二、批判“家”的事业 走出了“家”的作家们是叛逆者,出走后再也不会重返旧家,“家”的记忆是如此的惨痛,如果还要提及,除了批判不会有其他。以《家》开始享誉文坛的巴金,以其洋溢的青春气息曾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很多过来的人感慨道:是《家》促使他们昂然地走出家门,走
7、向广阔的新世界的。[2]按照巴金的说法,《激流》三部曲正是一本写命运(旧家庭的命运以及旧家庭中的年轻的生命的命运)的大书:“旧家庭是渐渐地沉落在灭亡的命运里面了。我看见它一天一天地往崩溃的路上走。这是必然的趋势,是被经济关系和社会环境决定了的。这便是我的信念……,它使我更有勇气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诉)。”[3]作为中国社会基层细胞的家族制度的腐朽性与残酷性在此可见一斑。正是认识到这点,巴金严正宣告:“我要写一部(家)来作为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呼吁。我要为那些过去
8、无数无名的牺牲者喊一声‘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少年。”[4] 写于40年代的《憩园》,虽然没有了《激流》时代的激情,却是“更痛切更透彻地解剖和批判了封建的大家庭模式,为中国的封建家长制谱了一曲意味深长的挽歌”[5]。对“家”的批判构成了巴金一生的小说写作事业。 再如萧红,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而逃离了封建地主家庭,残暴的父亲在她心中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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