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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学的转型和文学的解构关键字：韩愈儒学转型解构“安史之乱”是唐代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此前的天宝初年,整个社会是一片繁华兴旺、歌舞升平的景象,士人的心态也是昂扬和开阔的。而安禄山起兵的“渔阳鼙鼓”,惊破了统治者的盛世酣梦,也送走了士人的和平心境。此后,在无休止的兵戈纷扰、政治动荡之中,整个社会心态从张扬转入内敛。尤其是藩镇割据以后的政治多元化,更促使人们从求同走向求异,从师法转为师心,社会上的公共话语,也越来越变得私人化。同时,与士人们的迷惘和失落的情绪相适应,整个文化界弥漫着一种寻求刺激、求奇尚怪
2、的气氛。人们敏感于超常的事物,社会上的灵怪之风大盛。而文人们亦以奇特风气相高,往往喜欢以不同寻常的风格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方面,以韩愈等人在元和年间提出的尚奇言论最为典型。如韩愈《答刘正夫书》:“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文,岂异于是乎!”皇甫湜《答李生论诗书》:“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鸟雀;金石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孙樵《与王霖秀才书》也说:“鸾凤之音必倾听,雷霆之声必骇心。龙章虎
3、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储思必深,饬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这些人对奇文的极力推崇,正是当时趋奇的社会风尚的反映。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唐以后的文坛呈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光怪陆离的境界。王谠《唐语林》卷二说:“元和以后,文笔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继,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傥,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这正是对中唐以后文坛巨变的真
4、实写照。而其中所说的浮、荡、涩、浅切、矫激等,从广义上来说都是一种独创的个性化的奇特风格。换句话说,尚奇,是中唐以后文学发展的基本倾向。 而中唐人对于奇特风格的追求与创造,是以一种对既定的传统艺术规则的破坏和“解构”的姿态来进行的。这种“解构”倾向的产生,既有非常深广的社会背景,也是艺术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从社会背景上说,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由极盛转入衰微,政治上的王纲解纽,军阀混战中中央政权的名存实亡,都促成了人们头脑中政治权威的轰毁。而人们对政治权威的藐视,在文化艺术上即表现为对现成秩序
5、的冲击。从艺术发展自身的规律来讲,盛唐的文艺,在很多方面都达到传统的峰极。诗也好,文也好,都在扬弃六朝的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成熟而稳定的审美取向和艺术表现模式。《老子》云:“反者道之动”,艺术要继续发展,必然要求打破现成的秩序、拆解既定的结构。 唐代中后期的“解构”潮流,其先驱是两个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一位是活跃于安史之乱前后的颜真卿,另一位就是安史之乱以后执文坛之牛耳的韩愈。前者是艺术解构的代表,后者是诗文解构的代表。关于颜真卿等人在艺术上对前人的解构,拟另撰文专谈。本文只谈韩愈的
6、解构思想与创作倾向。 不论在中国文学史,还是思想史上,韩愈都是一个重要人物。苏轼曾经以两句话来评价他的贡献:“文起八代之衰,道拯天下之溺”。前句话说的是他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后句话说的则是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韩愈是中唐时期解构旧的文体、创立全新的文章话语和风格,并取得了实绩的关键人物,又是开辟了儒家的汉学向宋学转型的先驱。而这文学的解构和思想的解构,在韩愈那里是密合在一起的。在当时和后世,韩愈有一大批追蹑者,他们对韩愈的评价极高,且都是把韩愈的“道”与“文”亦即思想与文章的成就相提并论的。如皇甫
7、湜说:“抉经之心,执政之权。尚友,跂邪抵异。以扶孔子,存皇之极。茹古含今,无有端涯。鲸铿春丽,惊耀天下。栗密窈渺,章妥句适。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来,一人而已”(《韩文公墓志铭》,《全唐文》卷六八七),说韩愈的思想与文章都上追周孔,堪与圣人比肩。宋代的古文家们也这样评价韩愈,比如石介曾专门写过一篇《尊韩》,文中谓天下圣人是从伏羲氏开始,中经尧舜禹汤文武,到孔子,“孔子为圣人之至”。而天下的贤人是从孟子开始,中经杨雄、王通等人一直到韩愈,“吏部为贤人之至”。在他的眼中,韩愈的“文”与“道”,都
8、与圣人经典一样为至高的典范,“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所有这些评价,虽然不无主观因素在内,但却可见韩愈在思想和文学上对后世影响之巨大和深远。 当然,韩愈虽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却不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因为他虽能在文学和思想上开一代之风,却不善于从理论上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能直接给我们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的理论体系。相反,他对自己思想的阐述显得驳杂、零碎,不同地方的观点时有矛盾,甚至同一文章的前后观点亦相龃龉,所以苏轼说他:“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