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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下乡与“三农”发展的关系辨析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现代化逐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纲要都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鼓励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合适的种养业,希望凭借资本下乡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财政支出结构,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陈锡文指出资本下乡需要综合考虑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1],因为资本下乡不是简单针对农业一个方面,在村庄社区中,农业、农村、农民这三方面是休戚与共、高度相关
2、的,资本下乡在对农业发挥作用时,必然也对其他两方面产生或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而学术界对此的分析多是单方面的,且对于资本下乡的正负效应也是争论不休,众说纷纭。所以,接下来本文将在资本下乡与农业、农村、农民三方面关系的框架下,基于对国内已有文献的梳理探讨资本下乡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此外,下乡资本其实包括工商资本和部门资本,但部门下乡后拥有了项目和资源,巨大的逐利冲动随之产生,本应承担的公益性服务转向了营利性服务,两者实践逻辑趋同,因而本文统一使用“资本下乡”的概念。―、资本下乡与农业发展资本下乡对农业发展有正负两方面影响。
3、其正面影响首先在于,资本下乡直接为农村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农业投资不足的困境”。由于资本下乡主要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开展的,这类工商资本有着雄厚的资金实力,在扎根农村的同时也引入大型机械、高效生物化学农药、先进的管理经验,这些现代性要素的结合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其次,工商资本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连片经营,改善了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细碎化格局,这有利于农业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此外,雄厚的资金力量“有能力也有意愿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它们辅助农村进行水利、道路的建设,并将拋荒、弃耕的土地重新利用起来,提高了
4、农业的生产效率,改善了农业的生产条件。再次,除了投资于农业生产环节外,多数工商资本还投资于农业加工、仓储、流通等产前和产后领域,这有效增加了农业附加值,促进了农业产业链的培育和延长,同时也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为农业发展打开了更大市场。最后,资本下乡在整个过程中还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它在进入农村后会引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这促进了农业生产知识、管理理念和市场信息进入农村,为农业发展培育了高水平人才,提高了农业生产者的素质,有助于农业的长远科学发展。资本下乡为农业发展提供良好机遇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些负面效应,具体表现在
5、以下方面:首先,工商企业转入大规模的土地,取代原先的小农户而成为一种新型经营主体,由此出现了“农业企业化”趋势,而“农业企业化”运作,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监管困境和“道德风险”。因为工商资本在发展大规模农业时,必须雇佣农村劳动力,而它是作为外来资本进入农村的,其运作逻辑不同于乡村社会已有的逻辑,农民脱离了乡土社会的场域进入农业企业的场域后,村庄原有的约束条件失效,大量磨洋工现象出现,“道德风险”随之形成,这直接抬高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和生产成本。同时工商企业在农业生产中采用科层制管理,这种模式使它不能灵活有效地应对自然灾害,
6、最终不利于农业的高效发展。其次,部分工商资本进入农村的真实目的是通过土地流转来套取国家的支农资金,并享受国家的惠农政策。农业生产领域与第二、三产业相比利润较低,且存在着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因此理性的资本在投资农业时会非常慎重。但另一方面,国家政策给予农业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又极具诱惑力,因而大量工商资本甘愿为了获取这些诱人的政策资金、优惠措施而冒险,积极进入农业领域。然而这争夺挤压了那些真正发展农业的经营主体的发展机会和利益空间,所以实质上这种做法扭曲了政策目标,进而损害农业发展。再次,由于资本
7、的逐利性,工商资本承租土地后,通常会将农地转为非农用地,在农地上建设房屋、旅社等,并以出租、出卖等方式用于牟利。另一种情况是将粮食用地改种为经济作物用地。这对我国粮食安全生产极为不利第一,使得粮食产量下降。在农业生产技术和粮食品种大致稳定的前提下,土地“非粮化”直接导致种粮面积减少,这必定引起粮食产量下降第二,使土地肥力下降。“非粮化”“非农化”后的土地如果因企业跑路等各种原因需要进行复垦,它的土地肥力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恢复的;第三,它损害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影响粮食安全。下乡资本“非粮化”的经营方式影响了农民对粮食种植
8、的心理预期,大量农民因而改种非粮作物。[w]在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条件下,“非农化”“非粮化”造成的一系列后果,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和粮食产量的稳定,威胁到了我国粮食安全。最后,一些工商资本在无法盈利的情况下会退出种植环节,将土地分级转包,产生土地食利者阶层。[11]土地食利者阶层通过向下层层收取租金,增加了真正粮食种植者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