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发勇业主委员会、准派系政治与基层治理——以一个上海街区为例

《石发勇业主委员会、准派系政治与基层治理——以一个上海街区为例》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教育资源-天天文库。

1、提要：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城市房产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业主委员会的大量设立给基层政治带来了很大冲击。基于对上海一个居民区中所有业主委员会发展状况长达8年的深入跟踪调研，本文检视了此类新兴市民组织的运作机制及其对城市基层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这些市民组织的建立源自国家启动的正式制度变迁，但社区非正式社会网络也对其实际运作产生重要影响。就外部影响来说，业主委员会为业主参与基层政治提供了机会和平台，有利于增强其利益表达和聚合能力，扩大社区自主权。但就内部效应而言，这些市民组织所面临的各种局限和制约，尤其是相关各方对关系网络的过度利用，

2、又可能导致和加剧少数既得利益业主精英排斥大众参与的寡头统治和准派系政治，进而有损于基层治理和社区民主。    关键词：市民组织；派系政治；基层治理    *本文受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教外司留［2009］1001号）、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PJ00368）资助。蔡明发（ChuaBenghuat）教授、阮横俯博士、孙藜副教授对初稿进行了有益的评论。特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一、导言        随着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经济社会改革的推进，中国城市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市民组织，它们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深远影响。这些自治组

3、织已经广泛涉入基层社区公共事务，给国家行政机构、商业组织和市民大众之间的既有权力架构带来很大冲击，形成了复杂的新型社会关系和治理空间。在基层社区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业主委员会。    建国以来，除了那些国家控制下的“群众组织”，如工会、共青团、妇联和居委会等之外，城市基层社区中并不允许具有独立地位的市民组织存在。80年代的经济改革也没能促进“拥有道义上或制度化权力并能够一以贯之而非仅仅在某些危机时刻限制国家高压政治的社会组织”的出现（Davisetal.，1995：19）。当前业委会的广泛建立可以说是开启了中国城市基层市民组织兴起的新时代，

4、并使得街区政治场域权力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在基层利用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等官方组织进行严厉的监督和控制，从而形成了行政机构单方面操控的集权型权力结构（Whyte＆Parish，1984）。90年代的城市改革使得国家在基层的管理重心由单位转移到街区。这一时期开始的房产改革使得房地产开发公司和物业公司等商业机构开始介入街区开发和管理，并往往和基层政府结成利益同盟（张磊，2005）。但是，业委会的崛起使这一利益同盟的格局增加了变数。目前这些市民组织已经变成民众参与社区政治和影响基层治理的重要正式渠道（张静，2001；李友梅

5、，2002；唐娟编，2005）。深入检视业委会的运作机制，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城市政治和基层治理的转型，而且能够进一步厘清市民组织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        二、市民组织与基层治理论争        自托克维尔发表《论美国的民主》以来，市民组织在社会和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就成为一个经典问题。但是，当前学术界在市民组织对基层治理和民主发展的影响方面还存在着很多争论。当代治理研究权威帕特南（Putnam，1993，2000）认为，积极的市民参与和大量的市民组织是促进民主制度良性运转和基层“善治”的主要动力；市民组织是培育社会资本至关

6、重要的载体。这些组织构成了促进合作的社会结构，它们不但具有为个体成员提供参与、互动机会和灌输合作习惯、团结意识及公共精神的内部效应，而且其形成的密集社会网络可以增强市民群体利益表达和聚合能力，从而对更大范围的政体具有外部影响，因此能够促进基层治理。很多研究者持有类似新托克维尔式观点，认为市民组织都能够培育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政治权力机构（Read，2008）。    也有研究者对上述乐观论断持不同看法。塞莉格森（Seligson，1999）发现，只有那些与当地居民实质利益相关的市民组织才能够吸引他们的积极参与，进而有效影

7、响基层治理。伯曼（Berman，1997）认为，在特定情况下，活跃的公民参与反而可能对民主与稳定构成冲击。    阿拉嘎帕（Alagappa，2004）发现，有些市民组织有利于促进民主，另外一些则可能削弱民主。瑞莉（Riley，2005）则进一步论证，繁荣的市民结社活动也可能有利于威权政党的形成和威权政体的建立。就市民组织的内部效应而言，米歇尔斯（2004/1911）在其研究中早就提出，虽然很多大众和政党组织声称要促进民主，但最终都会转向少数精英的寡头统治。这一经典论断也成为其后学术界在研究组织行为和民主政治时的重要参照。还有一些研究者提出

8、类似的观点，如波茨和兰多特（Portes＆Landolt，1996）认为，市民组织活动有可能造成分裂和排外。纽顿（Newton，1999）也提出，市民组织并不一定就能促进成员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