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诉讼中解除国内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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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行政诉讼中解除国内公益诉讼从行政诉讼中解除国内公益诉讼从行政诉讼中解除国内公益诉讼从行政诉讼中解除国内公益诉讼从行政诉讼中解除国内公益诉讼从行政诉讼中解除国内公益诉讼从行政诉讼中解除国内公益诉讼　　一、迷雾深锁--公益诉讼的现实困境分析　　对于公益诉讼的概念在我国学者中早已形成一种共识，即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社会团体、组织、公民个人，根据法律，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的一种诉讼制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侵犯公共利益的社会纠纷不断涌现，如环境污染、国有资产流失、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并因此引发了许多公

2、益诉讼。但是由于我国立法的滞后加上我国法律的先天不足，很多诸如此类的纠纷无法通过司法得到救济。如：　　案例一：河南王英和张弛前诉富平春酒厂，要求被告在酒的标识上标明“饮酒有害健康”。但终因缺乏法律依据而被判败诉。　　案例二：浙江省送变电工程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工王日忠因不满公司的偷税行为，在多次向税务局反映问题而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直接状告税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法院以被告不是税务机关的直接相对人而驳回起诉。　　案例三：丘建东为使黄山市地名与黄山风景区混淆误导消费者的问题得到解决，向法院对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提起诉讼。为使法院能够受理，不得不先购买黄山风景区的门票意图通过

3、合同之诉促使造成这一地名混乱的行政行为问题得到解决。　　从上面这些案例，我们都分明的看到公益诉讼在司法救济中的困境。一方面，无论是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还是行政诉讼法都明确要求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必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这就使公益诉讼根本无法直接提起。案例一和案例二即是基于此种理由而被驳回请求。另一方面，由于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的路径遭遇障碍，人们不得不创造条件使自己成为直接利害当事人，从而使法院受理案件。然而此种诉讼很难直接达到当事人保护公共利益的预期目标。如案例三。对于第一种情形，我们只能说这是在法治社会出现的最严重的失误。作为法治国家，是不允许任何的、正当的社会关系“脱法”而不受国家、社会的规范和司法的

4、保障。正如《法国民法典》第四条所规定的，法官不得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受理案件，否则，得追究其拒绝审判罪。而对于第二种情形，虽然当事人如此竭尽全力的创造诉讼条件，实际上很少能够真正从司法上得到完整的解决，现实中当事人提起此类诉讼的目的也很少期待司法给予救济，他们只不过借助诉讼来引起社会的关注，意图通过社会的力量来达成对公益的保护。这不仅有违诉讼的严肃性，更是助长“一元钱”官司的盛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倘若法院能直接用审理这类曲意诉讼的的资源审理公益诉讼，岂不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效益吗？这也可以算是公益诉讼为什么需要建立的一个理由吧。　　二、背后探究--我国公益诉讼困境之原因分析

5、　　1．公益诉讼的上述困境并不仅仅只是法律规定缺失的问题，而是有着其深刻的法律历史文化背景。　　我们现有的法律都不是在关注公众利益下发展起来的，法律发展的一条最明显的脉络即是削弱公权力，不断加强对私权的保护。这种强烈的私权保护意识正是来源于工业时代对经济利益的不懈追求。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每个人只要不违反正义的法律，都应该给予完全的自由，让他选择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我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在工业生产上不断奋进的时期，因而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也必然在私权保护上得到反映。然而私权与生俱来就有扩张性，为了防止私权的扩张导致滥用，法律的设计者们就制造了一个门槛--当事人主体适格，对提起

6、诉讼的当事人进行严格限制。传统诉讼理论认为，民事诉讼法的目的是保护私权，是运用公权对私权争议予以裁断的诉讼制度；与此同时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权力，防止公权对私权的侵害。这一理念直接要求当事人是为维护自己的私权而诉讼。从而在诉权理论上形成“当事人适格是诉权要件之一”凡是不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诉讼都会被认为是非正当之诉讼。正是这种诉权理论严格地限制了公益诉讼的发展。另外，我国自身所带有的一个法律传统即是：任何的法律问题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解决。这种法律文化在改革开放以来显得更为明显。由于改革是政府主导，因而法律的构建也脱离不了政府而独立行动。这是因为改革工程的繁杂需要强势政府

7、的存在。并且这种法律文化有利于把握我国的整体格局，解决最迫切最重要的法律问题，避免有限资源的浪费，也有利于在我国建立起更为科学合理的法律体系。正是这些法律文化背景影响着我国的立法工作。因而在我国现阶段研究公益诉讼不得不考量这些。　　2．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脱节是造成公益诉讼缺乏程序保障的直接原因。　　在程序法与实体法先后顺序上，米勒曾这样评价美国民事诉讼法：以一种尤为详尽的从程序的发展中引出一般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