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得失》之明代读后感

《《中国政治制度得失》之明代读后感》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教育资源-天天文库。

1、明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个特别的朝代，在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远洋征服真正拉开了全球交流和融通的大幕同时，中国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帝制轮值，不同的是这次老朱家将专制发挥的更加淋漓尽致。　　　　　　　　　　　　　　　　　　　　　　当过和尚要过饭的吴王在新一轮的权力争斗中获胜了，然而靠暴力赢得的主宰地位往往也会被新的暴力所取代，朱元璋当然明白这一规律，这也就为专权设置了一重要的诱因。钱先生在本章开头就指出了明代政治制度是退步的，这也不禁又让人回想起本文开头关于人事和制度区分十分之困难的表述，明代的政治制度是基于人事而考虑的，而

2、非先设制度而后决人事，故而单讲制度恐也仅是水中捞月，不得根本。钱先生分析明朝的太监专权，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路线图，乞丐出身的黄帝最害怕失去，为了防止权力的旁落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皇家的集权，明初以“四大冤案”为代表的集权运动，以数以万计的人命奠定的权力的根基，削权撤制的过程中将宰相清出了政府，这也就使得皇帝必须权力和义务妥于一身，然而明朝16位皇帝中有朱元璋和朱棣那样精力的并没有几个，子弟不勤又没有高效的政府领导也就造就了内阁的权重，最后导致了太监上下其手弄权涉政，在这里钱先生讲到了是该怪明太祖订下的制度不好，即废宰相而

3、由皇帝独裁政事。再说到钱先生对张居正的评价，大体也可总结为“过在身家”，因张居正未谋制正，虽“功在社稷”但也未能摆脱人息政亡的命运，从天启二年对张居正的平反来看，无论时代意见还是历史意见对张居正的居心和立意大多是赞同的，然未谋制正而谋事功今日又何尝止。钱先生对汉唐政府制度的赞扬在顾亭林的《日知录》中也有多加赞美的评价，同时钱先生与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中对明初废宰相一事的态度也持同样的立场，三人立足明代而追思汉唐之情让读者也有同感。再说明代的省区制度，行省制度始于元代，原为衙门名而非地域名实为派出机构，钱先生给它起

4、名叫宰相府的派出所很是形象，是中央侵蚀地方的体现，明朝当然知道这一制度的不正，故改了个名开始实施十三布政使司。明朝的地方行政分为县、府、承宣布政使司、分司四级，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不如汉代郡县制合理，但却更加有利于中央控制，从汉代到明清是一个政府层级增加的过程，意在对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时至今日中央、省、市、县（区）、乡（镇）的五级层次把乡一级官员压得太低太可怜了，而每层又多加了一倍的人力来管人，再说最亲民的村（街道）一级大多是兼职从业更无力主政为民了。中国元明的官史分途和民选制国家的政务官和事务官是截然

5、不同的两个概念，钱先生讲中国政治传统重法而不重人，讲到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流品观念之危害，西方有阶级无流品，中国有流品而无阶级，后者一但入了流就难有出路，这是两种格局外在表现的区别，又从实质来讲，西方的政务官是随政党进退的，是解决政治问题的，而事务官却是固定的职业，这也就使得具体的事务一直有人来管理运作，政治上的变化不会影响实际社会运转太深，而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的官却是固定的职业，史一直淹没于下层在翻身不得，即寻舞弊作恶，这一点倒是《西游记》中有生动的表现，但凡写到出来作恶的多是各路神仙身边的一些胥史又多为下九流之辈，虽

6、习得一些本事但受制于流品难有出头之日倒不如出来做个山代王来的惬意，这也就回到了钱先生的那一观点“长官虽贤明，无奈他们何，此乃法病。”实也是传统政治表象中重法不重人的最好体现，时至今日也有此流弊，经常是听到“规定”两字即想回一句“龟腚”，只要制度设在了那里就是一道卡，即使初立时本意是好的经过世事变迁已弊多于利也依然立在那立，此事不少见。钱先生赞美汉朝君权和相权的分离，又不屑于明朝的专权让读者多有同感，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沿革来看总的形式是走下坡路的，究其原因或许是应了墨菲定律的概念“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

7、有多少，它总会发生”，这也就是钱先生所说中国政治没有成文法，时时以人事为转移的原因，因为无论是张家的天下，还是李家的天下从来没有把立法者规定于法的约束之下，法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而非服务人民的天平，故而张家有张家用张家法，李家来了又用李家法，生法者君，守法者臣，法于法者民也，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实为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