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草创期的写实话语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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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ｓｕｎｓｈｉｎｅ新诗草创期的写实话语刍议郭建军作者简介：郭建军(1963-)，男，陕西西安人，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摘要：新诗的草创是在白话语言和写实方法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前者的革命性无庸置疑，后者的选择却有其吊诡之处：这一来自传统的方法被新诗设计者们借重为反传统的利器，也摇身一变为革命性话语。写实的高张，首先是一种受限于现代白话语言成熟程度的自然选择，但它在进化论的语境下被西方文学思潮谱系中的现实主义所收编从而赋予了现代性内涵，于是又成为一种新诗实验者们的主体选择。新诗的尝试乃

2、至成功都与对现实主义精神与方法的现代性认知相关。关键词：写实；白话；进化；现实主义一、写实的话语关于诗之新旧的讨论，往往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假设产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诗和中国传统诗歌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断裂。这一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命题其实正产生于新诗与旧诗纠缠最深的早期白话诗的实验阶段。支持这个命题的理论和观念都倾向于将“旧诗”和“新诗”各自作为一个封闭且一成不变的自足的范畴来看待。早期白话诗阶段，除了将白话入诗作为与传统诗歌决裂的标志之外，写实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理论的提出，也成为描述那个断裂的一种话语。新诗在其草创时期走上写实的道路，并不是由诗歌内

3、部生成的，早期新诗理论的建立者胡适直接将诗的变革外化和扩张为一个与文化传统决裂的阵地。古代中国的诗歌传统被划分为抒情言志的稳定边界，似乎刻意遗忘了如新乐府等传统写实方法和精神的诗歌遗产。写实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指导思想被引入到新诗变革的运动中，至少在三个层面上涵盖了其丰富的复杂性。其一，写实被作为一种对传统诗歌乃至传统文学的反动的话语。其二，在前一个意义上被使用的全部激进性里面却暗含以及不可避免地与传统创作方法有着某种程度的交叉和连续性。其三，写实在理论上从一开始便与作为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主潮的现实主义有着颇深的精神联系，并以文学革命的名义呈现出一副

4、现代性的新鲜面孔。二、白话语言的革命和写实方法的选择在文学革命的一整套话语中，诗歌的破旧立新无疑扮演着先锋的角色。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新诗的发生并不就是诗歌的实践者追求诗歌现代性的成果，而是由文学革命家基于现实文化情境所进行的策略性的发明创造。胡适是将诗歌作为传统文学和文化最为坚实的堡垒来审视的，并以白话入诗作为诗歌变革最有力的武器。新诗的发生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是通过对古典诗歌的反动而得以实现的，甚至在理论上一开始就是以最极端的方式——以文为诗来达致对古典诗歌的全面扬弃，为此不惜弃守诗与文之间的界限。胡适从语言和方法两方面来形塑一种新型的符合文

5、学进化论理念的现代诗歌，语言上使用白话，抛弃作为传统诗歌典律的格律体系，方法上高张写实，这在他的新诗尝试中得到了逐步地实现。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ｓｕｎｓｈｉｎｅ诗歌革命的核心是白话。胡适《尝试集》中的早期实验作品，正如他自己所说，“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1]，除了形式上一时难于从格律中解脱出来以外，也许其中另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区别于古代白话的现代白话尚未真正成熟和确立。即使是替换了古典文言的现代白话，也无法完全撇清其承接古代白话而与生俱来的古典痕迹，其自身对于现代性的适应也还稚嫩，所以草创期新诗只能以难以逾越的平实（实质是贫乏）来应对成熟过度的

6、古典诗歌的雕琢粉饰。换言之，现代白话的非成熟状态尚不足以承载诗歌现代化路向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从诗歌语言的角度，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命题，白话语言的革命和写实方法的选择有着某种先天的关联。考察胡适那一时期的诗论，诸如“具体的做法”、“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明白清楚”、“意境平实”等等[2]，其精神指向与古典决裂，其方法指向写实。胡适为早期白话诗确立写实的方法，几乎是一种别无选择，其根由就在于当时的白话也只能从写实起步才能不断长大成熟起来。因此胡适又有“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3]的宏论来证实两者实际上的共生关系。一个显然的事实

7、是，当文学革命将白话确立为正统的文学语言形式后，白话对自身的完善才开始有了加速度并从此驶上一条快车道。作为一种语言形式，至少在最初的时期出现的问题是，白话语言本身是贫乏无力的。用白话语言来创作新诗，在早期所暴露的不仅仅是新诗的不成熟同时更是白话的不成熟。在这个意义上，新诗之最初选择写实，普遍止步于白描地书写、平实地记录，乃是一种语言上的历史必然。此外，胡适所谓的以写实为中心的创作方法，如果排除了新诗在形式和语言上的革命，完全可以被纳入到传统诗词变迁的框架之内。事实上，写实的成规在此处形成了一个新诗萌生时期的悖缪。写实固然是毁弃古典诗歌雕琢典雅的主

8、流的激进手段，但同时也很容易被归属到平实简淡的另一古典传统之中。写实本身的革命性与现代性无从谈起，只是它在理论和实践中被赋予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