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新诗倡导中的话语策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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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胡适新诗倡导中的话语策略(1)[摘要]现代白话新诗取代古典诗歌取得诗歌正宗的地位，不是一个自然的、渐变的过程，而是通过一场有计划、有目的运动来实现的。胡适是策划、推动这场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对于胡适在这场新诗运动中的创作和理论实绩，历来毁誉参半。其实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就事论事，而是从传播策略的角度来考察胡适的新诗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评价胡适的新诗运动，而且对于我们更贴切地理解文学史、探究新诗的发展历程也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胡适；新诗传播；“矫枉过正”；重达文学史；“戏台内喝彩”　　　　1919年《新青年》四卷一号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胡

2、适、沈尹默等3人的9首白话新诗，白话新诗从而得以正式进入文学史的叙述。之后，胡适白话新诗集《尝试集》从1919年10月初版到1922年10月第四版，印数累计达151300册，白话新诗在当时掀起的热潮足见一斑。即使从清末的“诗界革命”提出“我手写我心”开始算起，白话新诗从萌芽到生成，也不过二三十年的事情。而若是从胡适私底下试作被讥为“莲花落”式的白话诗算起，则不过是一两年间的事情。相较格律诗经过了从南北朝到初唐两百多年漫长的酝酿成熟过程，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能在“骤然间实现成功”，不可谓不是一种奇迹。这固然是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也有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可循，

3、但直接促成的还是胡适等人对新诗不遗余力的倡导。假若孤立地解读胡氏当时的新诗理论与创作文本，似乎要解构这个新文学运动中的权威与经典并不困难。但任何历史都只有放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准确地阐释它的意义。因此，回到历史的现场来重新审视胡氏，我们会发现，在一些看似矛盾错讹之中，其实暗含着倡导者苦心孤诣的传播策略。　　在《谈新诗》一文中，他先赞新诗运动是“诗体的大解放”。同时贬低律诗：“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三个“决不能”承袭了他一以贯之的对传统格律诗的全盘否定。可是

4、接下来他在论及新诗的音节问题时，又均以唐诗宋词的例子加以说明。谈到自己作新诗的经验，更是直接拈出清代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里双声叠韵的做诗技巧作为标准。最后，为了说明做诗的抽象与具体之别时，又不遗余力地举出了从《诗经》到唐诗再到宋词、元曲等大量优秀古典诗歌作为正面例子。　　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若是不放在文学革命运动的历史语境中考察便很难理解。胡适由主张“文学改良”到后来和陈独秀等一起为“文学革命”呐喊，与其说是立场的改变，不如说是方式的调整。《新青年》读者张寿朋曾提出：“时势所趋，文学当然要改良，也不是一场什么大不了的事体。——诸君又何必要大惊小怪地树起一

5、块‘文学革命’的招牌来呢。难道是杜工部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吗。”这位读者看出了从“改良”到“革命”的微妙变化，却不知“出语惊人”正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要达到的目的。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结尾中提到：“此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维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偏激的内容正是要引来受众热烈讨论的。胡适当初看到林纾的反驳始则高兴，后见其反驳不够有力则失望不已，原因也即在此。因此，“矫枉过正”，这曾倍受读者指责的一点，其实正是胡适扩张新诗传播空间的一种话语策略。　　此举后来在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手中运用更进一步，他们嫌论敌反对不够激烈

6、，不惜导演出“双簧”戏，连胡适都觉得有些太过了。可是鲁迅先生仍旧认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见“矫枉过正”的确是文学倡导者有意而为之的。（fw.nseac.）　　　　二　重述诗歌史——谋求新诗的合法地位　　　　白话新诗以与传统古诗诀别的姿态出现，的确极具令人耳目一新的吸引力。但要以之取代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典诗歌，却似乎还缺乏一点说服力。因此，就像胡适在《新青年》4卷1号《答盛兆熊书》中谈到的那样，“文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如何取得新诗的合法地位是胡适等新诗运动的倡导者们面临解决的重要问题。　　通

7、过重新阐释文学史来刷新文学观念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主要思路，而贯穿其文学史叙述的理论支撑则是进化论。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里，胡适开宗明义：“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从《文学改良刍议》起，胡适就开始用他进化的文学史观来阐释中国几千年诗歌的变迁：“文学者，随时代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由“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而得出“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的结论。借古喻今，本是中国传统诗歌中常见的主题。胡适通过用进化的观点来讲述诗歌历史，进而展望诗歌发展的未来

8、，这样既迎合了大众的接受期待，同时巧妙地赐予了新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