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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8-02
《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问题的再检讨》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教育资源-天天文库。
1、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问题的再检讨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张风雷 五代、宋初天台教籍之复还中土,在中国佛教史上,尤其是在中国天台宗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重大事件。通观中国天台宗史乃至中国佛教通史类的论著,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叙述论说,或有详略巨细之别,但总不能把它完全忽略过去、只字不提。不过,由于现存的相关史料有限,兼以学者对史料的解读不同,致使众说纷纭、莫可一是。笔者不揣陋昧,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史料再作梳理。篑土杯水,何敢冀功成于一旦;片瓦寸木,或可做些补阙拾遗的工作。 一、
2、 学术界对天台教籍复还中国问题的争论 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还中国之事,在各种相关的历史资料中,记载并不完全一致,由此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争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天台教籍究竟是由日本还是由高丽复还中国的?[1]何勇强在《钱氏吴越国史论稿》第五章第七节中,详举《宋高僧传·义寂传》、《景德传灯录·德韶传》、《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八“日本”条所引《杨文公谈苑》、《乾道四明图经》卷一一《碑文》所收陈瓘<智觉禅师真赞>、《释门正统·义寂传》、《佛祖统纪》之<净光纪>、<谛观传>、<吴越忠懿王传>的相关记载,谓:“综合上面各条记述,其不同之处共有以
3、下三项:第一,前去求经的国度不同,一说是日本,一说是高丽。第二,求经手段不同,一说是写信求取,一说是用五百两黄金或五十种宝换来的。第三,得经方式不同,一说是吴越国人自己抄写而得,一说是高丽国专门派人送来”,“三点之中,以第一点即天台教籍是从哪个国家得来的最为重要”。见该书第414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1]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归纳起来,约有三种: 1、 由高丽而非由日本复还中国 近人持此说者,以蒋维乔、吕澂为代表。蒋氏在其《中国佛教史》中,引述《佛祖统纪》卷八<净光尊者纪>所谓吴越王因览《永嘉集》“同除四住”之文
4、而遣使日本求取天台教籍之说,尔后评论道:“盖吴越王据《永嘉集》‘同除四住’之文,求天台教籍于海外,此天台书籍之所以得再传于中国之故也。但遣使日本之说,于日本历史无征,恐系遣使高丽,而误书日本也。证之《统纪·谛观传》而益信。”[2]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三,第十六章<宋以后之佛教>,第二节“天台宗山家山外之争与戒律宗之再兴”,第21页,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影印本,1989。[2]又引《统纪·谛观传》,尔后谓:“盖天台教籍,乃高丽谛观传至中土者。”[3]同上。[3]吕氏在其《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亦主张天台教籍还自高丽,其根据也是《
5、佛祖统纪》的<净光尊者纪>和<高丽谛观传>。[4]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252页、2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4]吕氏并谓:“也有传说吴越曾从日本得到完备的天台著述,此不足信。取回日本之籍,事在其后。”[5]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2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5]值得注意的是,《佛祖统纪·净光尊者纪》明确地讲吴越王遣使“往日本国求取教典”,蒋、吕二氏虽看到这一史料,但皆不予置信,反而据《佛祖统纪·高丽谛观传》,认为<净光尊者纪>所谓遣使“往日本国”乃“往高丽国”之误。蒋、吕此说,盖受日本学者的影响。据日本学者
6、的研究,吴越王遣使日本求取天台教籍之事,“日本史籍从未提到”,“《神皇正统记》所载,只是根据《佛祖统纪》,抄录成文而已”,故而很多日本学者也对天台教籍还自日本的传说“表示怀疑”。[6]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230页,胡锡年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 2、 由日本而非高丽复还中国 如上所述,吴越王遣使往日本国求取天台教籍一事,在中国古代的佛教典籍中虽有记载,但多不为近世的中、日历史学者和佛教学者所认同。老一辈的日本历史学家木宫泰彦在其《日中文化交流史》的<五代·北宋篇>中,对五代、北宋时期日中航海贸易和文化交
7、流情况作了详细的梳理,其中有相当篇幅集中考察了日本与吴越之间的航海贸易和佛教文化交流情况。在书中,木宫泰彦详细列举了吴越人蒋承勋、蒋衮、盛德言等或以商客身份或以吴越王使者身份往来于吴越与日本之间的情形,并据《皇朝类苑》卷七十八所引《杨文公谈苑》、《释门正统》卷二<义寂传>、《佛祖统纪》卷八<净光尊者纪>等关于吴越王钱弘俶托商客在日本搜求天台论疏的记载,同时参照《本朝文萃》卷十二<牒大宋国杭州奉先寺传天台智者教讲经论和尚>所载一条天皇长德元年(公元995年)日本天台座主觉庆应杭州奉先寺天台宗人源清之请,抄送智者大师的《仁王般若经疏》、《金光
8、明玄义》等至中国的史实[7]吕澂先生所谓的“取回日本之籍,事在其后”,或即指此事而言。[7],认为吴越王遣使前来日本求取天台教籍“也极有可能”,并推想“天德元年(957年)或三年吴越国持礼使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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