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极冰川考察的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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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南极冰川考察的开创谢自楚理想1957年，第三次国际地球物理年将南极作为研究重点，各国纷纷在南极建站，南极从探险和领土之争的时代进入了科学考察时代。这时竺可桢副院长也在策划中国的南极考察事业。记得这年秋天我从奥得萨大学转到莫斯科大学，在选择专业时，我得知莫大地理系设有极地专业，我想选择这个富于探险色彩的专业，但对回国是否有用，我还拿不定主意。这时正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访问苏联，访问了地理系中国留学生的专业情况。当中国留学生支部书记左大康先生提到我选报极地专业时，竺可桢副院长立即指示：“应该有一个人学极地专业。

2、中国没有极地，但中国是个大国，应该有研究全球的气魄。现在可以先学冰川，将来大有用处，将来中国总会到两极去考察的”。这就坚定了我选学极地专业的决心。在留学期间，我认真学习有关极的课程，两次进入北极考察。现在回想起来，竺可桢教授真是一位有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大科学家，让我学极地专业，是他策划的未来中国南极考察的一步棋。1960年我回国以后，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运动，考察南极成了遥远的梦想。但我一直没有忘记竺老的心愿和我的责任。在考察我国冰川的同时，不断收集国外南极考察的信息。1977年冬，在我赴京参加院地学部组

3、织的一次工作会议时，地学部一位负责同志问：“我们搞西藏综合考察，影响很大，下一步抓什么大课题呢？”我立即回答说：“抓南极”。他听后笑着说：“抓南极，谈何容易，苏联当年考察南极是海军护送的。”确实，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国家百废待业，南极考察还提不上日程。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借着当时出现的科学春风，向科学大会写信，提出考察南极的倡议，在国家科学规划中也首次出现了南极这个字眼。此后，每当我到北京出差时，都到综考会、地学部和国家科委鼓动着手准备南极考察。1980年初，我所接到地学部的电话，访问我是否可立即参加澳

4、大利亚的南极考察。当时我不在所里，接电话的同志回答有些迟疑，后来我得到信息后，赶到北京，但是已经晚了，已选定了张青松和董兆前作为中国第一批赴南极考察人员。施所长知道这一消息后也很惋惜，他一方面积极向院部争取了我作为第二批赴南极考察的人员，另一方面把我从繁忙的业务中抽出来，到西安外语学院进修英语。1981年11月我终于能够作为第一个冰川学家参加澳大利亚南极考察队，这一批赴澳的还有海洋地球物理学家颜其德，海洋生物学家吕培顶，气象学家卞林根。施所长还为我去南极拨了2000美元，以便在国外购买必要的器材。到墨尔本后，我投入了赴

5、南极前的准备工作，了解澳大利亚南极冰川学研究计划，查阅有关资料，与澳南极局顾问，墨尔本大学气象系的巴德教授、冰川部的艾里森、里尔·杨博士讨论并确定了我的课题。这期间，1981年夏天在中、日博格达山联合考中结识的朋友渡边兴亚先生应我的请求，托经过澳大利亚的日本南极考察队给我带来一套雪物理野外考察仪器。在准备期间，我得悉澳方缺少冰川研究人员，我向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琨同志写信，建议将冰川研究列入中、澳南极合作研究的长期项目，并给施所长写信推荐钱嵩林、秦大河同志作为中、澳南极冰川合作研究项目的后继人选。

6、在凯西站的日日夜夜1982年1月12日，我终于登上了“塔拉丹”号考察船，向澳大利亚南极冰川考察基地凯西站出发。从157年我按竺可桢教授的安排学习极地专业以来，经过25年的等待和周折，终于实现南极考察的理想，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深知南极考察的艰苦性和危险性，但没有丝毫的恐惧感，不像一些初次到南极考察的人那样要留下“遗嘱”，我心中充满了信心和对未来的向往。12天的海上航行，通过去往南极的三道“封锁线”：西风带、冰山区和由浮冰形成的“冰障”，于1月24日登上了东南极大陆的凯西站，开始了400个日日夜夜的过冬考察。根据我的课题

7、计划，我的主要任务—是南极冰结构研究，二是对洛多姆冰帽表面物理性质进行考察。冰结构研究的样品是刚取出的弗格尔海角的350米的彻底的两个钻孔冰芯，分析工作在凯西站的冷库进行。在大学学习时，我曾熟读著名苏联冰川学家舒姆斯基著的“结构冰学原理”，毕业论文题目是在著名苏联冰物理学家萨维尔斯基教授指导下研究各种自然冰体的结构特征。但回国后，因缺乏必要的冰结构分析仪器和取样设备，冰结构的研究只停留在野外临摩阶段。在凯西站，我有了详细研究南极冰晶世界的机会，大部分时间呆在冷库里：切磨冰薄片，照像，观测冰的组构。当从显微镜中见到那千变

8、万化，五彩缤纷的冰晶世界时我着了迷，经常晚上还进冷库。澳大利亚队员取笑着问我说：“难道南极这个大冷库还不够冷吗？”在南极设站过冬，这是一个国家在南极考察的标志，我很注意了解凯西站的建筑、设备、运动机制、后勤保障和各种规章制度向澳大利亚队友了解将来中国建站的可能地点，这是我们中国首批进行南极考察队员的共同任务。凯西站架空的建筑结构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