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聊斋志异·司文郎》看蒲松龄的晚年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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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聊斋志异·司文郎》看蒲松龄的晚年思想　　摘要：《司文郎》是蒲松龄晚年时期的作品，虽然写的是书生的科考经历，实际上它的内涵极为丰富，包含了蒲松龄晚年最深挚的人生感触，涉及了对科考录取结果所导致的南北文化争论、人生价值追求和命运穷通等问题的全面思考。　　关键词：司文郎；蒲松龄；晚年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孤愤”之作，是他抒写人生感触的载体，尤其是那些与他生活经历相契合的反映科举的篇章，更是他思想情感的体现。在这些以科举为中心的故事中，《司文郎》一文涉及面很广，内涵也很丰富。　　《司文郎》在手稿本中编在卷六①，相对于全

2、书八卷②的篇幅来说，已属后半部分。关于《司文郎》的创作时间，章培恒先生认为《聊斋志异》卷六应写于“康熙三十二年秋冬间至大约三十九年”[1]（P197），是蒲松龄53至60岁时的作品，袁世硕先生认为《司文郎》作于康熙二十七年前后①，此时蒲松龄48岁。虽然章先生和袁先生的观点不太一致，但从蒲松龄的生卒年来看，这时都接近蒲松龄的晚年。相对于青年时的意气风发，此时的蒲松龄虽仍渴望通过科考以酬平生之志，但已经基本看透了人生。因此，当他在五十余岁仍想参加科考时，面对其妻刘氏“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的劝告，他的态度是“善其言”[2]（P

3、278）。结合作者的身世和思想，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司文郎》应该是晚年的蒲松龄最真实的精神写照，包含了他深切而丰富的人生感慨。　　一、为北方文人正名　　《司文郎》主要塑造了四个形象：司文郎——登州宋生、瞽僧、山西平阳王平子、余杭生。登州宋生和瞽僧是阴间鬼魂，王平子和余杭生是人间应试的读书人。蒲松龄让两个鬼魂游走人间，并让他们对当时读书人孜孜追求的科举考试予以评判。小说一开头，宋生和狂妄读书人余杭生争论的焦点就是南北文人孰优孰劣的问题，可见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要高于通常人们所说的批判考官等内容。面对余杭生傲气十足的“山左、右并无一字通者”的观点，宋生毫不客气地说：“北人

4、固少通者，而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宋生对余杭生犀利的反驳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当时人们鄙视北方文人的强烈不满之情。　　从明代开始，在一般人眼中，南方文化的优势就远远超过北方。朱元璋在位期间举行的几次科举考试，状元都是南方人，而洪武三十年的科场冤案就是由于主考官只重视所谓试卷的优劣，使得中的52名贡士全是南方人，从而引起了北方文人的不满，并最终使主考官成为朱元璋政治算盘中的牺牲品。实际上由于明清实行八股等严格限制读书人思想和才情的取士方式，科考得中与否与文化水平的高低并无直接关系。但是由于对读书人只有这一条评价标准，因此自此之后，在天下人眼中，南

5、方人是文化的精英，而北方人则是粗野的代名词。　　这种情况到清代依然如此①。而与蒲松龄一生相关的几次科考也几乎都是南方人的天下。具体的录取情况，我们可以根据《清朝进士题名录》[3]（P115-341）中列出的人员名单的籍贯来分析。由于录取的进士分三甲，而人们最重视的是一甲和二甲，因此本文就以该书所录的一甲二甲为统计对象，分别通过江南浙江和山东山西四省的录取情况，来具体感知当时南北文人的科考差别。　　据《清朝进士题名录》中进士的籍贯来看，在顺治朝，科考所录人员已多为江南人，而康熙朝除了康熙六十年山东人为状元外，其它二十次考试状元全是江浙人，而且有十三次考试一甲三名全为江浙人

6、。在康熙朝，二甲的录取比例，江浙一代基本在50%至70%之间，而山东山西两省的总和则基本在5%至20%之间波动，甚至在康熙四十二年仅占2%。这一方面固然显示着江南科举水平的高超，而实际上科举水平并不能代表文化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科举选人制度的人情循环。正因为每次科举选拔的人才多是江浙人，那么在朝做官或任职的也以江浙人居多，他们在选人时一般都会倾向于自己的祖籍地或与自己有一定关系的人。这样，南方的进士就越来越多，北方则在日益减少。蒲松龄在康熙二十七年所作的诗歌《读题名录》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从来吴越产奇男，取得宫花更似探。一百余名金榜客，牙篦点去半江南。年来风气更如何

7、？榜放天门国士多。窃喜当途皆巨眼，能将沈谢暗摩挲。”[4]（P671）蒲松龄不但写出了科举多点江南人的事实，而且对考官压抑人才，凭地取人的做法表示出辛辣的讽刺和强烈的抗议。结合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中一甲三名全为江浙人，二甲40人中有29人是江浙人，只有2人为山东人的结果，我们不难想象南方人在科举中的优势地位和北方人备受压抑的状况。　　平心而论，江浙地区固然文化发达，但经过明清两代相对安定的统治，北方的文化也有长足发展，很多家庭非常重视文化教育，这些地区也有大量像蒲松龄那样饱读史书的文人，与江浙人相比，他们之间不可能有太大的差距。而科举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