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兴学只为叫醒中国【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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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望大家马相伯：兴学只为叫醒中国生平马相伯（一八四○—一九三九年）原名志德，又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晚号华封老人，江苏丹徒人。一八六二年入耶稣会，后获神学博士学位。一八六九年升神父。曾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一九○三年创办震旦学院。一九○五年创办复旦公学，并两度担任该校校长（监督）。一九○七年参加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马相伯在流亡途中重病，寿终越南谅山。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杰出教育家蔡元培，民国高官于右任、劭力子为其弟子。语录教育乃立国立人之根本，国与国民，所以成立，所以存在，而不可一日或无者。自强之道

2、，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俾吾国有志之士，得以研究泰西高尚诸学术，由浅入深，行远自迩，内以修立国民之资格，外之以栽成有用之士。一切制度、职务、职权，上不属于政府，下不属于地方，岿然独立，惟以文化为己任。48回望大家中国民族如果要救亡图存，发挥广大，一定要设法培养全国人民的哲学思想，就是说，要使他们人人能用他们的头脑去思想，去分别，去分析，去判断，夫然后才有民权自由可言。以树通国之模范，庶使教中可用学问辅持社会，教外可用学问迎受真光。唯国家柱石，端在人民，今日亡国现象，其根源首在人民之懦弱。为诸君计，与其呼吁政府，莫如开导人民，街头巷尾，茶寮酒肆，皆诸君为国宣劳处也。” 

3、 如今的徐家汇，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是上海最繁华的商圈之一。在鳞次栉比的高楼旁，有那么几栋独树一帜的古老建筑——以水磨红砖为墙的徐汇中学，保留了欧式洋房建筑风格的徐家汇藏书楼，以及即将被改建为博物馆的天文台旧址——让偶尔路过此地的人们，愿意放缓行色匆匆的脚步，揣度这来自19世纪的岁月风华。也就是在这些地方，曾经留下了一位百岁老人大半辈子的足迹。他12岁时只身来到红砖楼里的依纳爵公学求学，而立之年在耶稣会的欧式洋房里成为神父，60岁时在天文台的旧址上办起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他培养出了无数赫赫有名的学生，蔡元培、李叔同、于右任……但他自己的名字却不广为人知——马相伯。中西结合

4、的梦想之路他总是希望超越中西文化传统，汲取两者之精髓、融合两者之长处，但却始终没能调和两者的冲突与矛盾。48回望大家1840年，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徒的一个天主教世家。他父亲弃儒经商，兼为中医，在马相伯5岁时就把他送进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或许是冲着对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的偏爱，马相伯在12岁时走出私塾，背着父母只身来到上海，投入了一所耶稣会学校。这一读，就是整整19年。从私塾走出来的懵懂少年，到耶稣会接受了全面而系统的西方教育，在而立之年以“特优”的成绩被授予神学博士学位，马相伯成了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通才”。他精通八门语言，痴迷数学哲学，通晓天文物理。马相伯不出国门，便深谙西学，同时中

5、文根底深厚，是当时朝廷幕僚中不可多得的人才。然而在内政外交的舞台上，马相伯走得并不如意。他一心“为中国”的态度，被耶稣会认为有“排外”之嫌；而他推崇西方民主人权的思想，又被国人认为是“排内”。当代历史学家朱维铮写道：“马相伯在权力游戏中的不成功，又恰好表明他具有一般政治人物所缺少的良好个人品格。”随着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接连失败，马相伯意识到，只有教育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在马相伯的耳顺之年，他投身教育，办起了大学。1900年，马相伯“毁家兴学”，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共计3000亩田产捐给了耶稣会，希望借助教会之力办学，并立

6、下字据：“48回望大家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然而，耶稣会只对捐款有意，却对办学无心，马相伯想办的“中西大学堂”成了一纸空文。直到1902年，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当时还在南洋公学执教的蔡元培，无论寒暑，风雨无阻，每天清晨5点都会步行至位于徐家汇土山湾处的马相伯家中，跟他学习拉丁文。一段时日以后，蔡元培陆续介绍来了一批学生，也有越来越多人前来叩门求教，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黄炎培、胡敦复、劭力子等，还组建了一个译社。当时恰逢南洋公学闹学潮，学生因不满清政府的管制而集体退学，在此情形下，蔡元培邀请马相伯出面办学，与马相伯当时的

7、心愿不谋而合，他欣然允诺。1903年3月，学院开始招生，取名“震旦”，意为中国之曙光。虽然马相伯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从不强迫学生信教，坚持“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均应退出学校的领域”。除此之外，马相伯所提倡的“学生自治制”管理模式也与耶稣会的办学理念大相径庭。1905年，耶稣会想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使其“无病而入病院”，同时改组震旦，变成一所完全由教会控制的法国化大学。耶稣会的这一行径使得震旦的学生们群情激愤，他们决议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