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新自由主义简史”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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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美“新自由主义简史”的启迪随着新一轮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给各阶层带来冲击，人们尝试着从各个角度或直接或间接地讨论这场危机的起源和发展，包括重新考察过去几十年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一位西方学者声称，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长期处在危机中很久了。做出这个论断的人便是大卫•哈维（DavidHarvey），而支撑其论断的主要研究之一，就是他写于2005年的一本小书《新自由主义简史》（DavidHarvey:ABriefHistoryofNeoliberalism,OxfordUniversityPress,200

2、5）。考察“新自由主义”在过去数十年中如何兴风作浪，如何重塑国际政治的格局，不仅对于我们理解金融危机，而且对于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都有很大启发。作者大卫•哈维的名字早已在国内学界闻名遐迩，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哈维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考察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兴起和意义”（见导论）。根据哈维的观点，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认为通过建构一个保障市场自由的制度性框架，人民的幸福生活就能得到保障。而在这种制度框架内，政府干预行为应该降到最低的程度，原因是在政府干预的过程中，各种强大的利益集团

3、有可能从中牟利，而政府与市场信号的信息不对称也注定政府干预将会以失败告终。——凡此种种，国人或许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哈维并不是要在理论思辨的层面上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家们展开论争；相反，他恰恰要通过对历史上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分析，表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解决全球矛盾和问题的方案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另辟替代性道路。因此，在本书的第一章，哈维便通过分析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美国在智利实施的新自由主义化改革等案例，指出“新自由主义”改革不过是美国又一次在外围进行实验、然后将其作为内部改革的样本。二战以后，各国为控制通货膨胀

4、而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安排，出台了多项福利政策，由此也导致了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阶级妥协”。但是，始于1960年代的经济危机在各国引起失业率上升和滞胀现象，使得战后保持稳定增长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在“把饼做大”的前景破灭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调整经济政策，而这次结构性调整才使“新自由主义”作为解决方案浮出水面。然而正像哈维所说，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其说是为了促进人民的幸福，不如说是源于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上层阶级和商业精英为了恢复自己的经济力量所做的打算——总体而言，哈维认为“统治阶级力量的重建或建立”是推

5、动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动力。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逐步展开，其根本特点也浮现出来：“新自由主义化就是对一切都金融化。这一过程促使金融不仅掌控其他一切经济领域，而且掌控国家机器和——如兰迪•马丁所说——日常生活。”（见第一章）那么，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如何得到一般民众的支持呢？作者在第二章中通过美国和英国的例子来说明新自由主义政治是如何“建立共识”的。就美国而言，美国的企业家同时支持两个政党，但由于民主党在“平权运动”中承认了社会上各个身份团体的权利，而又无法将其统一成一股力量，再加上民主党自身无法与商

6、业势力摆脱干系，注定在与共和党的政治角逐中无法站稳脚跟。相比之下，共和党不仅拥有雄厚财力，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与右翼保守派相结合，积极建立起稳固的民众基础，最终为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打下基础。（就共和党与美国右翼保守势力的关系，更详细的描述可见米克尔思韦特等：《右翼美国》，上海人民版2008。）颇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新自由主义提倡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主张个体的首创精神，这一点可以和“后现代文化”并行不悖；另一方面，提出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向的共和党，在价值取向上又往往和右翼保守传统拧在一起。这里的政治/文化问题错综复杂，

7、但作者借用葛兰西的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害：一旦政治问题披上了文化的外衣，仿佛就不可解决了。换句话说，哈维认为上述错综复杂的问题并不是真问题，而是用来掩盖阶级力量重建的外衣。在英国的例子中，哈维指出，由于工党政府无法满足允诺给工人阶级的诸项有利措施，而又想不出很好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最终让位于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转向。（见第二章）在分析了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最大的新自由主义“个案”之后，哈维着手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分裂入手，剖析各种打着经济复苏和谋求人民幸福旗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怎么一来就和种种诱人的标语口号相悖

8、，而且首先就是实践和理论的脱节。哈维指出，由于害怕群众性组织最终会建立起强大的力量破坏新自由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就不得不为个人自由设下许多限制，这带来的后果是：“新自由主义者为抵抗他们最担心的事物——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暴民专制、甚至多数的统治——不得不为民主治理设置很大限制，转而依靠不民主和不负责任的机构（诸如联邦储备局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关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