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从未在三年困难时期“逼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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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从未在三年困难时期“逼债”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修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　　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ZF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X，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若再研究一下改革开放后国家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又可看出当年中国所欠苏联债务数额并不大，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澄清这一事实，有助于人们正确和理性地应对内部困难，探寻深层

2、次原因，并通过得力措施纠正化解，不能推诿于外部原因而回避自身责任。　　中国到底欠下苏联多少债?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斗争中，苏联出于推动世界革命和保障自身东部安全的需要，向国民党和X都提供过无偿援助，抗战前期还向国民ZF提供过3亿美元贷款。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不再算旧中国的欠账，也不再对华提供无偿援助，供货都要计价。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同斯大林议定了为数3亿美元的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其中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当时毛泽东在党内说明，对苏提出的款额较少，是因“多借不如少借”，这在很

3、大程度上是吸取了近代中国因外债沉重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教训，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中国农耕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欠别人的钱。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

4、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解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也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1

5、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

6、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1961年4月1日，中苏签署贸易协议，苏联同意中方贸易欠款可分期归还。毛

7、泽东为“争口气”提前还债　　1959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年7月16日以ZF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　　此前中苏两国因有“兄弟般”的友谊，贸易上出现一些拖欠并未引起重视，关系恶化后，欠债问题便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　　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

8、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7月31日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