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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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析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论文关键词]邓小平；国际战略；经济建设；和平与发展　　[论文摘要]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逐渐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战略观。他对时代主题的自觉把握、中国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国际间；中突的合理解决、大国关系等问题都做出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从而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和平崛起外交战略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形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成熟于九十年代初的邓小平国际战略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他把中国经济建设与国际和平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将两者看作是一个互为推动、共同求益的整体，明确指出：“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这正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显著特征，也是其现实意义所在。　　一、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是邓小平提出全新国际战略观的最终目标　　经过“文化大革命”破坏，百废待兴的中国正处于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国领导人及时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在实践中以全新的思路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大胆地探索与创新，果断地提出一切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确保这一基本路线得以切实贯彻执行，邓小平亲自设计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这其中就包含了他的国际战略思想。他认为：实现世界和平、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的角度来说，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日见形成，对外开放已成国际性潮流，“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从对中国发展过程的历史教训和现实国情的反思来看，“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 因为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之下中国人民才能一心一意搞建设，才能尽可能地减轻军备负担，使我们能将更多的人力、物力用于发展国家经济，迅速提高我国的综和国力。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及时地调整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正确回答诸如时代主题、国际格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妥善处理与各国的双边与多边关系、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的作用等重大问题，为中国的崛起争取开拓更大的空间，彻底消除全党全国人民顾虑，鼓起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勇气，聚精会神地从事经济建设。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邓小平精辟地总结国内和国际的深刻历史教训，针对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的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特别是美苏战略态势和军事力量的消涨，敏锐地把握住世界历史进程的新特点，及时地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论断，在一系列国际战略的重大问题上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形成了全新的邓小平国际战略观。　　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　　(一)重新认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过去中国领导人总是强调战争与革命是世界的主题，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要准备打仗”成为中国当时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分析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后认为：战争的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上要求和平的力量与制约战争的力量也在同时增长，在此情况下，战争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从面形成了邓小平著名的“东西南北”理论。他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并提出：和平与发展相比，核心是发展，虽然其他问题也很多，但都不像和平、发展这两个问题那样关乎全局，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基于这样的分析，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适时改变了过去立足于“早大、大打、打世界大战”的观点，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问，该上的要上后。大战打不起，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其因有二：一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虽然都手握核武器和大量的常规武器，但却将在毁灭对手的同时，自己也招致毁灭，因而们谁也不敢先动手；二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些和平力量既包括占四分之三人口的第三世界人民，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也包括美苏两国人民，这是制止战争的决定因素。因面邓小平说：“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这是对当代世界形势和长远趋势的根本性判断，他要求中国的外交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这样的国际战略观指导下，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达成共识：应牢牢抓住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积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除非发生外敌入侵或世界大战，这一中心不能改变。可见，邓小平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准确表述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投入到经济建设之中，解除了后顾之忧。　　(二)反对霸权斗争是长期任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当务之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后，东欧剧变直至苏联解体，二战后形成的美苏冷战终结，各种国际力量重新组合。在这新旧格局交替之际，邓小平敏锐的感到：尽管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历史已告结束，但霸权主义仍将是今后主要危险，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未来的世界中仍以控制、垄断世界为主要目标，强权政治正在升级。世界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将会长期下去，并且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困难，为此，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他认为：在旧的世界秩序已被打破，而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定型过程中，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必须团结起来，以根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两件大事面努力，这既是当务之急．又将是长期的任务，中国应该为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做贡献。邓小平代表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他的这一正确主张大大地促进了国际关系中民主化思想的传播，为中国联合世界上多数国家抵制少数大国妄图称霸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斗争武器。　　(三)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是第一位的”的原则，实施主动、灵活的外交斗争艺术　　这一基本立场早在1982年邓小平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回归问题会谈时就已闸述：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因为国家的主权比人权更重要，没有了国权，就丧失了主权，就谈不上人权。随着东欧动荡局面的发展，对中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1989年发生国内政治风波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国家借口“人权”问题、“民主”问题联合对华实行“制裁” ，欲借机干涉中国内政，这使得中国外交面临建国以来少有的严重困难局面。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邓小平当时就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国家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在此原则指导下，中国政府积极争取国际社会中友好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解和支持，成功否决了在第46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所谓“中国局势”决议草案，有力地反击了这些国家对我的污蔑，捍卫了国家主权。　同时，邓小平又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张要在表明反对西方制裁立场的同时，应采取灵活多样的外交方式，明确向全世界昭示：“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他的这一战略思想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包括主张制裁中国的国家间的对话交流途径始终畅通，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继续正常发展；中国政府又采取积极的外交举措，利用矛盾、多做工作、广交朋友，对参与制裁中国的国家尽可能地争取、分化其中可以合作的，与其共同寻求改善双边关系的途径，先后修复了同日本、西德等国家的关系，仅用两年时间就打破了西方的制裁，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牢固地树立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象，保证了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良好国际环境和正常的对外交往不被某些敌视中国势力的破坏。邓小平把祖国统一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其中台湾回归最为敏感和棘手，其主要缘于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插手其中谋取私欲。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他一方面对这些国家明里暗里在支持台独势力的分裂中国的行为坚决反对，绝不示弱，极大地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又以务实、灵活的态度，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期间在向美参、众两院议员解释中国对台湾的方针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目前，尽管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但香港、澳门的成功收回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这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案。“一国两制”方针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中国外交策略的新发展，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　　面对这风云剧变矛盾错综复杂的世界，改革开放刚刚取得初步成就的中国应采取怎样的对策，这是领导人急需做出正确回答的重大问题。邓小平以其丰富的政治阅历，本着务实的精神，在全面分析国际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的策略方针，即以“冷静、冷静、再冷静”的态度，全面分析急剧变化中的世界形势，从中做出正确的判断；保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不变，努力维护国内的稳定，以中国的不变应付国际局势之万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创之际，不能丧失信心，“不能看成一派片漆黑．不能以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情况并不尽然。”我们切不可以感情用事，更不能草率从事，而应“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在处理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自己的基本外交政策。可见，邓小平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方针为中国及时、准确地判断国际形势，坚持改革开放并使之走向成功，保持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采取正确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性决策。　　在新的世界格局尚未稳定的复杂情况下，国际争端将会更多、更复杂、更激烈。如何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邓小平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他将“一国两制”方针的作用提高到消除国际冲突的高度来认识，使其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最终实现统一的历史进程，而且也为世界各国解决国家分裂寻找到了一条新的重要途径，具有普遍意义。　　(五)要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问关系的最高准则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进入“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处于多动性、复合性并存的国际环境之中始终坚持和平、发展为宗旨的中国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瞩目的对象，甚至有些国家要求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担负起领导者的作用。对此，邓小平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的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世界上矛盾很多．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矛盾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要善于把握。要做到“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立足国内，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只有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过多地介入国际争端，追求过多的国际目标。邓小平还吸取了过去中国领导人处理国家关系时往往受到意识形态问题的制约，对国家问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的教训，提出：“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发展国家关系的基础。在他的倡导下，改革开放后至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先后与包括前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党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在前苏联解体不久，中国也未受其政治制度变化的影响，及时地承认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由前苏联解体而形成的一系列独立国家，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　　邓小平的这些正确论述既使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继续保持与众多国家间的友好关系，避开了卷入国际矛盾的旋涡、成为“众矢之的”的危险，又为中国在国际上充分发挥大国的作用，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争取了主动权，留出了回旋余地。　　(六)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争取安定的周边环境　　积极发展与邻国的关系是中国政府历来奉行的外交基本政策，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否成功最为重要的外部条件之一。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确保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顺利实现已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战略重点。对此，邓小平一贯主张在维护、保持与传统友好邻国合作的同时。力争改善同我国存在利益冲突的相邻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后者应作为周边外交的关键，“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认为在与邻国处理有争议的问题时要从维护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本着公平合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坦诚相见的态度解决矛盾，绝不能以武力相威胁。对暂时无法解决或解决的条件尚不成熟的问题，只要不损国家的主权和根本利益，都要力争求同存异，将争端暂时搁置，等时机成熟后再去解决，如钓鱼岛问题、南沙群岛问题等。在这样外交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与沟通，逐步赢得周边国家的信任，消除了他们的疑虑和戒备之心，八十年代后，相继恢复了同前苏联、蒙古、越南等国的友好关系；与印度尼西亚复交；同韩国、新加坡、文莱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在九十年代初与俄、哈、吉、塔等国签署了有关边界领土划分和安全条约，使这一地区率先实现了永久性和平．为世界各国解决领土争端创造了一种平等协商的成功模式。这些努力使今天的中国进入建国以来环境最好的时期。周边地区没有一个公开的敌对国家，同各种类型的国家关系基本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不仅促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迅速增长，为国内经济发展吸纳了急需的资金、开辟了国际市场，而且也为我国的经济安全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者和实践者的邓小平将发展对外关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一环，面对国际格局发生历史性剧变的关键时期，他在坚持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基本原则的同时，又创造性地提出以增强国力、确保安全、积极参与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战略思想，采用冷静务实、灵活多样的外交策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使中国在新世纪的和平崛起进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拥有了广阔的国际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