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阶段性研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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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阶段性研究评述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J22遗址中发现数量达10万余枚三国吴简，超过20世纪所发现简牍的总和，时代大多属于吴国嘉禾年间（公元232——238年），正是吴鼎盛之际。这批简牍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从目前整理的一少部分看，其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券书、官府文书、户籍、名刺及帐籍五类，涉及赋税、黄簿民籍、仓库管理、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等各个方面。如记载户籍类的竹简和木牍，其中木牍所记均为经官吏调查核实后某户家庭成员的概况，而竹简所记则为家庭中一个或几个成员的具体情况，其内容可分为居址、姓名、年龄、体况特征、所患疾病

2、等项，项目的填写也视其在家中地位的主从、年龄长少而取舍。丰富的户籍内容使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吴承汉制的轨迹，如丁中制、奴婢制度和黄籍之制等，还可看到后来西晋九品中正制、户调之式的来源所在。官文书木简主要为州、郡、县（国）各级官府及各部门之间往来文书，涉及到征讨平息武陵蛮叛乱、军粮督运、借贷还粮、司法审讯等诸多方面，甚至还提到如步骘、吕岱、顾雍、潘浚等三国早期的著名历史人物，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三国之时，战事频仍，史料多毁于兵燹，是以出土简牍之中，三国之物寥寥，仅见者不过数十，且内容甚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弥补了文献史料之不足，对于研究三

3、国时期东吴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简册制度、职官沿革、历史地理、法律、书法艺术等，提供了史籍所缺佚的丰富而翔实的资料。长沙吴简研究整理小组组长、著名史学家田馀庆先生说：“长沙出土的三国吴简，其数量巨大，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发现，其中有可能蕴藏着极有价值的历史信息。”走马楼三国吴简出土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纷纷着文进行介绍、研究，特别是第一卷《嘉禾吏民田家莂》于199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有关吴国赋税、职官、仓储制度的讨论，有关户籍人口制度管理的辨析，对简牍文书及其某字、某词的考证与探讨，对这批简牍埋藏原因的推究等，陆续刊登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国内

4、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2000年春，北京大学还成立了“吴简研讨班”，每周举行一次聚会，事先确定报告人和主题内容，并把材料散发给每一位参加研讨班的成员，供大家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下面就迄今为止走马楼三国吴简的研究做一简要评述。宋少华、胡平生分别参加了走马楼吴简的考古发掘和整理工作，他们所写的《新发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的重大意义》（《光明日报》1997年1月14日），仅就初步清理的若干材料，阐述了这批简的历史文献价值。从出土的佃田租税券书可知孙吴赋税沉重，与史书记载相印证。简文涉及长沙郡所属侯国县乡里丘等地名是研究长沙历史地

5、理的新材料，补充史志的缺佚和错误。同时出土的大木简对研究简牍制度，特别是在纸张发明后，简牍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前夕的简牍制度，具有特殊的价值。并探讨了数量庞大的简牍放置在井中之谜，认为J22不是水井，而是一座废弃的空仓，简牍也不是随意丢弃的，而系有意存放。邱东联在《长沙走马楼佃田租税简的初步研究》（《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一文中，对其中的佃田租税简作了简略介绍，探讨了这批古代文书档案的深刻内涵，通过对长沙郡官府保存的农民佃田和向官府交纳租米、租布、税钱券书的分析，澄清了丘与里的区别，男子、大女、大男的年龄界定以及常限田、余力田、旱败田和熟田的

6、划分标准等问题。从佃农租税券书中，可以得到以下信息：（一）佃农所佃田亩的数量和田亩属性；（二）佃户须向官府交纳规定的租米、租布和税钱的情况；（三）佃户交纳税粮的核算时间；（四）从佃田租税券看孙吴长沙郡佃户的赋税负担。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撰写的《长沙走马楼J22发掘报告》（《文物》1999年第5期），简要介绍了走马楼简的主要内容，说明这批牍具有多方面学术价值，其中赋税、户籍、仓库管理、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等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领域的简文，对于吴长沙郡府、临湘县及临湘侯国内社会基本情况的复原研究，了解吴国历史帮

7、助极大。王素、宋少华、罗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也阐述了这批简的价值，澄清了一系列争论较大的问题，指出“复民”是当时专门配给功臣的一种特殊依附人口，不服官役，不属国家正户，史书也未见服役记载。口算（人口税）是政府颇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并就赋税种类、征缴及收藏，仓库的分工及管理，关邸阁的性质和作用等方面，作了详细说明。胡平生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文物》1999年第5期）一文中，对其中考实、举荐版、案查等三件文书作了考证，指出其史料意义：（一）牍文所见职官多可补史；（二）几件文书中法律史资料非

8、常重要，丰富了法律政治制度史的认识；（三）对当时物价有所了解，是重要的经济史资料。王素在《长沙走马楼三文书新探》（《文物》1999年第9期）一文中，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