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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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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就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所有制改革论文摘要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在财政压力周期变动基础之上的分析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所有制改革的基本框架,核心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探讨。改革之初,迫于财政压力,选择资本推动型的增长模式保证了政府的财政收益并缓解除了失业。目前,资本链条开始断裂,该模式已难以维持,财政压力凸现,失业现象加剧。所有制的改革不能根本解决失业问题.freelanTversky,1979,1981)发展起来的展望理论(Prospecttheory)阐明了在不确定问题中行为者制度安排的目标问题。该理论认为
2、,人们对风险的偏好是随着收益和损失的变动而变动的,即,当存在收益确定时,人们是风险厌恶型的;当存在损失时,人们是风险偏好性的。因此,布罗姆利认为(Bromley,1989),“公共决策者看来是经常采取使损失最小化的行动,而不是收益最大化的行动。那些处在做出集体决策位置上的人很可能为了损失而愿意冒险,但在收益范畴内却避免冒险。他们宁可选择确定的收益,而不是有一定可能性的更多的收益。”现在便面临着一个判断的难题,政府的行为目标到底是收益最大化还是风险最小化?一个可行的解释是,长治久安是国家的行为目标。这
3、是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国家的最大权威是操在一个政治家手中,他或多或少不受公民偏好和压力的影响,把国家的决策过程看作是通过国家政治者的行为来完成的过程(林毅夫1989)。这里显示的是一种集体行动中的精英行为,是一种长期的目标。但是,政府是不同于国家的。政府是由官员构成的一个组织,它与政治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治家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不能保证实现。官员内部控制的结果是公共决策偏离了这一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区。政府的收益是它的公共收入,公共收入的变动决定了政府对风险偏好的变
4、化。政府的行为目标一般是风险最小化的。只有到公共收入遭受损失,或者说是发生财政危机的时候,政府才是风险偏好型的。财政危机的发生往往意味着政府的失败,这是政府极力避免的。所以财政危机不常发生,政府常常采用规避风险的行为。这一行为模式与我们对政府的观察是一致的⑦。在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界定过程中,政府是用来防范公共风险的,是市场风险的最后承担者。这一特点决定了政府是风险厌恶型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行解释。如公共部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同;政治周期对政府跨时消费的影响;所有制结构导致的有权利和无
5、权利的关系等。也可以用短期政策操作与长期制度建设之间的矛盾来验证,这是一种显示性偏好。因此可以说,风险最小化是政府行为的常态,当财政状况恶化时,它才会表现出一种风险喜好型的形态。在一个契约型的社会中,短期内国家与政府的目标是相互冲突的。长期内二者又是统一的,这是由公众的意愿决定了的。短期内的统一依赖于宪政框架内的约束,它们的拟合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完善程度。(二)政策的博弈框架政府对风险的不同偏好是由其公共收入的变动决定的。在存在财政压力的背景下,政府将在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做出选择。奥肯观察的结果是,经
6、济每增长一个一个百分点,失业减少3个百分点。这是他对美国经济考察的结果,适应的条件是资本、技术的提高有相应的高知识资本的劳动力相配合的市场环境。在劳动力极端异质,知识资本普遍不高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完全可以借助于产业结构的变迁完成。在转轨的中国,奥肯定律是不存在的。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并非正相关的选择中,政府首要的选择是确保经济增长。理由就是保证了经济增长就确保了财政收入。所有制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往往是在政府财政压力凸现时开始的,此时的政府是风险追逐型的。为了解除财政压力,政府可能采取短期内增加G
7、DP而在长期内可能并不是有效的措施。如果此政策成功,则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财政潜在危机解除了,社会保障资金问题解决了,失业也解决了。经济的增长保证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在此过程中政府对过去的增长方式便产生了一种依赖。出于风险最小化的考虑,政府总是在维持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也总是对这种做法可能导致的风险不再顾及。一旦这一单一的链条断裂,便会发生公共悲剧。如此一来,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没有社会保障的失业的长期累积,这对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影响是致命的。在失业累积的过程中,应该看到政府风险最小化选择回
8、避矛盾助长了这种结果的出现。由于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并承担公共风险的最后责任人,因此,这种失业又加剧了财政的压力。于是财政压力的周期波动开始形成。我们现在的讨论便建立在这样一种周期变动的基础上。思考的重点在于内在于所有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资本推动的经济增长的模式是否能够继续原有的路径。特别是当失业这个公共责任不得不承担的时候,政府是不是应该对该模式进行调整的问题。换句话说,现在的命题便限定在经济增长的路径是否能够确保政府走出财政困境的层面上来了。(三)二十年改革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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