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与晚唐五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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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论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与晚唐五代政治　　[内容提要]：唐五代表状笺启书仪文集虽渊源有渐，但其发展深受政治影响。唐前期朝廷以“王言之制”为重，表状制作基本与王言合为一体。开、天中随着边境战争的拓展，表状笺启制作逐渐显示其独立性，并在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形成后，作为应付诸种政治关系的藩镇掌记文学而兴盛发达。文章的重心始从朝命所颁的诏制过渡到为藩镇传旨达意的表状笺启，致使相关专集不断出现，且与中朝制诰表状集形成并驾齐驱的局面。晚唐五代藩镇动乱与军阀混战，使这一文学与政治的结合空前密切，“笺表”体裁的制作及相关掌记人才应运而生，畸形发展，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状书仪文集高度繁荣和辉煌的形

2、势，体现了时代大变动之下的一种新文化。　　[关键字]：表状笺启书仪文集掌记文学藩镇政治新文化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唐五代书仪门类品种甚多。就其大类而言之，除了著名的朋友书仪与综合性的吉凶书仪外，还有周一良先生在《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之二中业已指出并作过研究的“表状笺启类书仪”[1]。此类书仪大体属于官场中公私往来的文牍范畴，因其多用官文书形式而被命名。近年出版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一书录有此类书仪如《甘棠集》、《记室备要》、《新集杂别纸》、《刺史书仪》、《县令书仪》、《灵武节度使表状集》、《灵武节度使书状集》及归义军时期表状集、杂谢贺语（以上均用原名或赵书暂

3、定名）等计三十余种[2]，时间多在晚唐五代，内容极其丰富。书作者对其文献历史价值均有相应的说明。与此类书仪产生问题有关，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一书[3]，也专辟“表状文”一节，对于唐后期表状笺启类文体的流行及其作为藩镇使府文学的性质、作用作了介绍。不久前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敦煌表状笺启书仪探源》一文[4]，就此类书仪文集发展兴盛的过程进行探讨，并钩稽文献目录记载的此类书仪文集百有余部。鉴于表状笺启及相关书仪文集作为某种文学形式的传播与唐五代社会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故笔者拟对此再加阐述，以期为文体与书仪文集内容形式的变化提供更多的背景材料和认识。　一　　

4、敦煌文献中的表状笺启书仪虽多属晚唐五代作品，但论其渊源却要早得多。笔者在《敦煌表状笺启书仪探源》一文中曾指出此类书仪的前身是文集，它们与制诰集同样，随着汉魏南北朝官文书的成熟化而出现，并在《隋书．艺文志》中记有多部。不过唐初以后，此类专集的制作却已经归于消歇。从《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开元四部书目中即很少见到有唐初表状笺启类文集，说明当时并不以此类制作为时尚。　　表状类文集的减少无疑符合当时的趋势。《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记唐朝公式文，分为“凡上之所以逮下”的“制、敕、册、令、教、符”，和“凡下之所以达上”的“表、状、笺、启、辞、牒”；但是在唐前期的朝廷，后者的光辉似

5、乎被前者所掩盖。制敕是中书舍人专职，擅长者知名于时，其制作也被称为大手笔。如贞观中为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的李义府，“与太子司议郎来济俱以文翰见知，时称来、李。”[5]武则天时的凤阁舍人李峤，“则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6]玄宗朝又有李乂与苏颋。《旧唐书》卷八八《苏颋传》记：“时李乂为紫微侍郎，与颋对掌文诰。他日，上（玄宗）谓颋曰：‘前朝有李峤、苏味道，谓之苏、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让之。’”苏颋又与张说齐名。一代文宗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7]《新唐书》卷

6、一二五《苏颋传》复曰：　　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帝爱其文曰：“卿所为诏令，别录副本，署臣某撰，朕当留中。”后遂为故事。其后李德裕着论曰：“近世诏诰，唯颋叙事外自为文章”云。燕、许者，乃以张说、苏颋之国公封号以为名。“燕许大手笔”即特指其能作诏诰一类的大文章，复能润之以文采，所谓“惟颋叙事外自为文章”尔。“燕许大手笔”的产生说明诏诰制册类文已为朝野注重的中心，并出现了相关人才。开、天中知名的“王言”制作者是一批人。内如张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一时之选也”[8]；齐澣“论驳书诏，润色王言，皆以古义谟诰为准的”[9]；许景先自开元初，

7、“与中书舍人齐澣、王丘、韩休、张九龄掌知制诰，以文翰见称”[10]；更出色的是孙逖，“逖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议者以为自开元已来，苏颋、齐澣、苏晋、贾曾、韩休、许景先及逖，为王言之最。”[11]　　开、天时期是王言制作的高峰期。围绕朝廷和皇帝为中心，文人以能作王言为准的、为“大手笔”，故保留下来的文集文作中也颇多王言。王言之外，承平之际虽亦颇多大臣的谢贺表章应时制作，但它们的性质可与王言视为一体，所以包括制诰集或表状集在内，似乎也都无独立单出之必要。　　不过，唐初以来擅作表状笺启的大家毕竟还是大有人在。如唐太宗记室房玄龄，“在秦府十余年，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