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表狀箋啓書儀文集與晚唐五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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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論表狀箋啓書儀文集與晚唐五代政治　　[關鍵字]：表狀箋啓書儀文集掌記文學藩鎮政治新文化　　　敦煌文獻中保存的唐五代書儀門類品種甚多。就其大類而言之，除了著名的朋友書儀與綜合性的吉凶書儀外，還有周一良先生在《敦煌寫本書儀考》之一、之二中業已指出並作過研究的“表狀箋啓類書儀”[1]。此類書儀大體屬於官場中公私往來的文牘範疇，因其多用官文書形式而被命名。近年出版趙和平《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一書錄有此類書儀如《甘棠集》、《記室備要》、《新集雜別紙》、《刺史書儀》、《縣令書儀》、《靈武節度使表狀集》、《靈武節度使書狀集》及歸義軍時期表狀集、雜謝賀語（以上均用原名或

2、趙書暫定名）等計三十餘種[2]，時間多在晚唐五代，內容極其豐富。書對其文獻歷史價值均有相應的說明。與此類書儀産生問題有關，戴偉華《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一書[3]，也專辟“表狀文”一節，對於唐後期表狀箋啓類文體的流行及其作爲藩鎮使府文學的性質、作用作了介紹。不久前筆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作《敦煌表狀箋啓書儀探源》一文[4]，就此類書儀文集發展興盛的過程進行探討，並鈎稽文獻目錄記載的此類書儀文集百有餘部。鑒於表狀箋啓及相關書儀文集作爲某種文學形式的傳播與唐五代社會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故筆者擬對此再加闡述，以期爲文體與書儀文集內容形式的變化提供更多的背景材料和認

3、識。　一　　敦煌文獻中的表狀箋啓書儀雖多屬晚唐五代作品，但論其淵源卻要早得多。筆者在《敦煌表狀箋啓書儀探源》一文中曾指出此類書儀的前身是文集，它們與制誥集同樣，隨着漢魏南北朝官文書的成熟化而出現，並在《隋書•藝文志》中記有多部。不過唐初以後，此類專集的製作卻已經歸於消歇。從《舊唐書·經籍志》所載開元四部書目中即很少見到有唐初表狀箋啓類文集，說明當時並不以此類製作爲時尚。　　表狀類文集的減少無疑符合當時的趨勢。《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記唐朝公式文，分爲“凡上之所以逮下”的“制、敕、冊、令、教、符”，和“凡下之所以達上”的“表、狀、箋、啓、辭、牒”

4、；但是在唐前期的朝廷，後者的光輝似乎被前者所掩蓋。制敕是中書舍人專職，擅長者知名於時，其製作也被稱爲大手筆。如貞觀中爲太子舍人、崇賢館直學士的李義府，“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李。”[5]武則天時的鳳閣舍人李嶠，“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爲之。”[6]玄宗朝又有李乂與蘇頲。《舊唐書》卷八八《蘇頲傳》記：“時李乂爲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上（玄宗）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讓之。’”蘇頲又與張說齊名。一代文宗張說，“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

5、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7]《新唐書》卷一二五《蘇頲傳》復曰：　　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爲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唯頲敍事外自爲文章”云。燕、許者，乃以張說、蘇頲之國公封號以爲名。“燕許大手筆”即特指其能作詔誥一類的大文章，復能潤之以文采，所謂“惟頲敍事外自爲文章”爾。“燕許大手筆”的産生說明詔誥制冊類文已爲朝野注重的中心，並出現了相關人才。開、天中知名的“王言”製是一批人。內如張九齡“文學政事，咸有所稱，一時之選也”[8]；齊澣“論駁書詔，潤色

6、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爲准的”[9]；許景先自開元初，“與中書舍人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10]；更出色的是孫逖，“逖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開元已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11]　　開、天時期是王言製作的高峰期。圍繞朝廷和皇帝爲中心，文人以能作王言爲准的、爲“大手筆”，故保留下來的文集文作中也頗多王言。王言之外，承平之際雖亦頗多大臣的謝賀表章應時製作，但它們的性質可與王言視爲一體，所以包括制誥集或表狀集在內，似乎也都無獨立單出之必要。　　不過，唐初以來擅作表狀箋啓的大家畢竟還是大有人

7、在。如唐太宗記室房玄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稿草。”[12]又有薛收，爲房玄齡所薦。太宗召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橫，皆會旨要。”“時太宗專任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收，言辭敏速，還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太宗初授天策府上將，尚書令，命薛收與虞世南並作第一讓表，“竟用收者”。又以遊園獲白魚命爲獻表，“收援筆立就，不復停思，時人推其二表贍而速。”[13]初唐四傑中的王勃曾爲英王戲作鬥雞檄文而被高宗斥逐[14]；駱賓王武則天之際參與徐敬業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也。”其所作討武后檄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

8、”[15]，不僅令武則天拍案叫絕，也在後世膾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