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经济和政府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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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动经济和政府退出市场　国内市场问题，现在讲了很多。由于景气低迷，政府希望通过刺激消费来增加国内需求。但是基本的道理是，老百姓如何消费是不需要政府来教的。如果居民的收入没有增长，或者对收入增长没有很好的预期，或者希望的消费在现有条件下无法实现，那么无论政府和学者怎样希望、“教育”和喊叫，社会需求还是增加不了。要“刺激”消费，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增加居民和企业的收入。政府的经济政策，要以消除妨碍居民和企业收入持续增长的种种因素作为出发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和企业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是国内市场扩张的基础。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经济都不可能直线增长。有时好一点，有时差一点，有点波动

2、，并不奇怪。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陡然加快，后来减慢一点也是正常的。真正严重的问题不是短期增长率的调整，而是那些妨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久久得不到克服，甚至“慢性病”化。那样的话，我国经济很可能从景气低迷变成长期性衰退。　让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我所说的妨碍经济增长的因素。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1997年我们在中山市调查外地民工问题。我们知道这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大量内地廉价劳动力进来，对两地的经济增长度有贡献。农民工进来以后，广东的劳动部门增加了管理收入。一个镇的农民工管理费，可以收到每年400万之多。这个收入水平在内地输出劳动力省份的劳动部门看来

3、简直是天文数字，于是纷纷“觉悟”，派人跟到广东，名曰“追踪服务”，实质追踪收费。结果农民打工必须“证、卡齐备”(就是同时要给输出地和输入地双方缴纳管理费)，还要每年注册交费，否则就不合法。最后什么结果呢?那是在亚洲经济危机前夕，1999年7月份，中山市很多鞋厂有定单，但居然招不到工人。政府部门在中间收取过多费用，农民工出来就不合算了。看来“民工潮”解决了(劳动部门叫“有序流动”)，但广东地区的劳动供给不足，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工厂或者减少接单，或者以机器替代劳动力，一方面产出品的市场竞争力下降，一方面总就业空间缩小，民工的收入增长被人为遏制。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中西部地区。这

4、几年高速公路修得不少。高速公路一搞通，大巴客运很赚钱。一辆豪华大巴的投资，几年就可以收回来。但是这个市场被开发之后，公路管理部门就“明白”了机会在哪里了。他们说：对不起，这个东西要管理，要“规范”。管来管去，就是只准他们自己办，或者他们认可的人办。民间就不可以自由进入。广东好象也有类似现象。从广东打的到顺德，不能直达顾客要去的地方，而是要到顺德市边上等一个地点下车，然后换乘顺德的出租车，反过来也是一样。总之各有各的“地盘”。市场经济变成了“地盘经济”。收费不是靠向社会提供方便，而是靠制造不方便，制造麻烦。越不方便，收费越多。加起来，都是社会的经济浪费，减少居民和企业的实际所得。　再讲

5、一个故事是粮食。现在政府为了保护农民的所得，要独家收购粮食，不让商人去收购。我在北京调查过那个“红磨房”，老板是温州人。他同时做北京的面粉生意。据他讲，最好时候做北京面粉市场的1／4。但现在的粮食政策他就没法干了，因为市场的面粉价格往下走，而政府卖出来的麦子价格往上顺，又不准他直接收购农民的麦子。这个生意怎么做?他只好就不做了。我的问题是，粮食商人的收入就不是收入，就不能增加社会总需求吗?　这类故事仔细去看，各个地方各个领域都不少。民间发现的市场机会，利润一出来，规范管理、加强管理、左加费、右加费，管到没有利润为止，管到谁也不想干为止。要承认，1990年代一些政府部门的行为比1980

6、年代有了很大的“进步”。80年代他们是把计划体制下的管制权出卖给市场，很多事原来不能办，给点钱就办了。90年代是什么情况呢?民间不断地发现新的市场机会，然后不断地被拿走，不断地被管住。这个问题不解决，长期增长的基础就垮了。　所以政府不要老讲什么鼓励消费。人家有收入怎么会不消费?怎么还要政府教老百姓花钱呢?刺激消费的话讲讲就可以了，多讲就成了笑话。没有钱怎么消费，你倒让我们能在市场里挣到钱呀!有的研究表明，中国还是个资本净流出的经济。一方面说缺资本，一方面很多的资金外流。当然其中一部分是非法所得的外流。但确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这里搞一个生意这么难，七抽八抽，左管右管。这就是广东省政府一直强

7、调要解决的市场软环境问题。要害是政府跟企业、跟民众、跟民间，在市场上的相对地位怎么摆。这一条在目前启动经济时非常值得重视。不要以为现在的问题仅仅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可以奏效，那在美国也许灵，在中国不会那么灵。中国还是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化过程中的经济。没有体制政策，短期经济难以启动，更不会奠定长期增长的基础。所谓体制政策，就是界定政府部门和企业、居民在市场中的位置。当务之急，就是要有效地解决90年代以来，部门借规范管理之名与民争利把市场机会不断拿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