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估和应对中国潜在的国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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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评估和应对中国潜在的国家风险中国依旧处于战略机遇起和矛盾鼎显期的基本研判大势是对的，但机遇期正在接近尾声。战略机遇期把握不当或特定重大的历史事变发生，如“制度性”腐败得不到遏制和根除，或者国际财政危机或大国破产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进而政治危机和世界大战等，就可能演变为战略动荡期。而矛盾鼎显期若发生形势恶化，则历史惯性轨道有可能变轨，国家风险就可能引发灾难，由危机导致复兴中断，葬送进入盛世机缘。此等国之大事，不可不察，更不可等闲视之。一、国体、政体的政治风险如何评估和应对中国潜在的国家风险中国依旧处于战略机遇起和矛盾鼎显期的基本研判大势是对的，但机遇期正在接近尾声。战略机遇期把握不

2、当或特定重大的历史事变发生，如“制度性”腐败得不到遏制和根除，或者国际财政危机或大国破产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进而政治危机和世界大战等，就可能演变为战略动荡期。而矛盾鼎显期若发生形势恶化，则历史惯性轨道有可能变轨，国家风险就可能引发灾难，由危机导致复兴中断，葬送进入盛世机缘。此等国之大事，不可不察，更不可等闲视之。一、国体、政体的政治风险国体、政体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国家政权尽管同执政党、政府、军队和法定舆论有关，但更是高度地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而经济基础的长远历史基础虽在于生产力之物质支撑，但在任何时点上的经济基础性质与状况，都是直接决定于其中的生产关系的。产权改革，多元化产

3、权建构与变更，不可能不影响社会甚至决定社会意识，更不可能不改变和变更社会经济基础。股份制，尤其是大型公共上市公司是混合经济，不管政府控股的可控性有多大，都不是完全的公有经济。当然，混合经济也同样不是完全的私有经济，但只要是市场运营和较为彻底的私有化，则混合经济的本质一定会是，或一定会渐进演化成私有经济。资本的逻辑迄今为止尚未演化出公有资本运行原则。除非在暴力革命后的新经济大潮下，如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因此，未来中国最大的经济风险就是由产权结构变更而可能引出的经济基础蜕变，进而由经济基础潮变，而引发政治权利配置要求，从而国体与政体将会受到挑战与威胁。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大变动，已经

4、在工农大众中间造成了一个弱势群体阶层。资本与资产要素分配原则以及在财富分享中取得了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劳动回报与馈入，已经降低到不可容忍的地步。而新近的晚生的大学生群体，加上尚未转移和不可能转移出来的老弱病残的留守农民群体，可能会迅速扩展为一个人数巨大的社会弱势集合，其同已有的下岗、分流的以及遭遇个人不幸的群族，会形成一种动态扩大的将足以打碎一切中产阶级美梦的社会集合。那种以为先做大利益大饼，然后再关注蛋糕分配，在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就有可能演变为把社会福利经济与利益焦点放置在关注GDP的流量增长速度上，而忽视流量收益与存量庞大积累的占有与分割，其结果，就可能陷入现今的尴尬的

5、误区与分配格局中。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彻底的全面从市场分配和产权结构上着手、着力的大调整，则少则十年，多则二三十年就会形成无法逆转的政治经济生态系统。到那时，则工人阶级的领导阶级地位，工农联盟的政权基础，就可能发生不可避免的转型，颜色革命可能变成不可逆转的社会演化逻辑，或许有人以为这样的社会进程届时可以为为执政党与政权力量的暴力或强制手段重新打断，但后者这种鲜血与生命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恐怕也是执政党所不愿意发生的。二、公共财政的国家破产风险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由第三等级的政治力量对比决定的。国王与贵族的政治选择空间与选择权利，当面临国家财力有限选项和社会经济大势时，也只能听任历史巨浪

6、的回声了。政权、军队和舆论在执政者手中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的胜算与翻盘可能。由于国家财政困境时常导致社会总危机爆发和顺势政治选择，使得不能不把财政风险的关注放置在重要的位置上。中央与地方财政连年来似乎凯歌高奏，同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财政境况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现如今的财政丰裕包含了如下的特定的“馈赠”与透支：第一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庞大的经济，尤其是市场的经济改革以来的大规模的市场价值财富创造，由分权让利思路向适度税享让利思路转变，加上举国的治腐惩败，必然形成一种税收黄金期，但税收获取过重，一定在经济上会挤占其他利益集团。终极的成本承受得者，只能是消费群体和弱势经济利益阶层；第二无论是中

7、央还是地方财政，相当大的一个比例来自于土地、国土和其他资源。这种地税、土地拍卖和资源与环境出售的可能性空间是十分有限的。而且，从长远利益核算，其通常都是不划算的。中国的人均耕地、粮食与食品安全、资源压力和人均环境资源都是不容乐观的。因此，这种财政演进不但不是可持续的，而且可能是极为短暂的；第三在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内外举债和公共财政赤字的开拍作用不会显示出来。同庞大的增量相比，过重的财政赤字负担可能被视作动态很快被消解和花掉的风险问题。但像诸如印花税等来自证券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