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对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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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化对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以H市S区T屯Y村为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21世纪影响世界进程和改变世界面貌的两件大事之一。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不断向外围扩展，大量农村住房用地以及耕地被征用，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离开了院落式的平房，搬到社区单元楼房中居住，出现了“农民上楼”的现象。这种现象已遍及北京、山东、上海、重庆、云南、黑龙江等地，影响了上千万农民和市民。    一、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上楼”之后，农民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农民脱离土地后，新的价值观、社会文化等接踵而至，在失去土地经济来源以及物

2、质基础的同时，心理和精神上也会产生极大的不适，很多农民面临着“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难以融入城市、自我认知失调等困境。“农民上楼”所引发的各类问题不容忽视的，这关系到农民能否分享城市化的成果，更关乎社会秩序维持与建构，乃至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和发展。   目前学术界对与“农民上楼”以及失地农民等方面的研究浩如烟海，但大多围绕征地、拆迁纠纷、补偿款等问题展开。从住房改变入手，对农民上楼前后生活状况变化进行的研究数量很少。笔者希望从农民上楼前后生活方式的变化入手，研究城市化的宏观进程对农民生活的微观情况造成的影响，其中包括对经济收入和职业、社会互动方式、文化风俗、社会

3、和角色认同等方面的影响。   笔者走访了隶属H市S区T屯的Y村，该村位于H市西北部郊区，占地面积约为24万平方米，常住人口约700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农业户口，由Y村村委会管辖。该村总耕地面积约为4200余亩，人均耕地面积5~6亩，属于H地区等级较高的耕地。上楼之前，该村的经济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每户农民都有承包地或自留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同时有部分农民外出打工，主要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体力劳动，且主要在农闲时节进行。另外，部分农民拥有多间房屋，进行房屋租赁和小生意经营。2005年该村土地被征用，将该村村民迁出，拆毁原村的土地和房屋，并由H市的BC集团在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

4、将该村变为一个商业住房社区，并将该社区中5栋8层多单元楼房作为回迁楼。2010年11月，Y村村民正式入住回迁楼。   Y村是比较典型的因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而导致“农民上楼”的例子。笔者的一位亲属是Y村的村民，通过他联系村民进行访谈比较方便的，所以笔者选择了Y村作为研究对象。   笔者采用滚雪球的方式，以一户人家为起点，由这户人家发展两户人家作为“下线”，再由这两户分别联系新的家庭，以此类推，共选取14户家庭，对不同年龄层的村民进行访谈，尽可能增强研究的代表性和科学性。    二、“上楼”对农民经济生活的影响   1、生产方式和职业——流动的失业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

5、》一书中提到，只有靠土地谋生的人才知道土地的重要性，对于乡下人来说泥土是他们的“根”、是最重要的“神”。农民失去了土地就意味着生产方式与职业的根本变化。   Y村在拆迁之前一直以第一产业为主要经济来源，村里的每户人家不论家里是否有人外出务工，家里的承包地和自留地年年都会有人耕种。在笔者采访的家庭中，平均每户在征地之前的几年中平均每年的土地收入有4万至7万元。失去了土地则意味着这一份比较稳定的土地收入来源的断绝。40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缺乏非农职业技能，征地之后，政府并没有开战职业安置管理和就业指导工作，部分“上楼”的农民便失去了稳定的职业。他们在城里可能找到的工作都是一些低

6、薪酬（1000元以下）、低技术含量的临时工作。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这种在现代社会中职业不稳定的情况可以算作“流动状态的失业形式”。   “我……就会种地。我家有3垧地，要是全种稻子每年能收好几万。现在是啥也没了，咱们也没技术也没头脑，也不会搞经营，上城里也就能找找出力的活，人家还不定要不要。像我们村那些年轻的有手艺的还有点找头”——Y村村民A   “上楼”对原来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同样有冲击。一些农民在耕种土地的同时也从事着一些小本经营，比如开理发店、租房子给进城务农的农民工等，这种小本生意能行得通的原因之一便是其房屋租赁成本低廉。由于城乡结合部房价和地价

7、都比较低廉，一些农户可以在城市边缘租赁门市房做小生意，也可出租自家空闲的房屋。笔者访问的四个家庭都从事这种小生意，他们通过这些小生意每年能得到近万元的收益，而这份收益也随着征地消失或减少了。   “原来我在XX大学旁边开小卖店，每年也能挣个千八百的，现在虽然还能开，但是这边土地扒了商品房一建起来，地价呼呼地涨，租门市房也比原来贵多了。”——Y村村民A   生产方式和职业受征地影响较小的一部分人是年龄在20到30多岁的人，这部分人在“上楼”之前就在城市周边从事一些临时性工作，如电工、粉刷工等，征地之后他们仍从事原行业，经济来源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