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味的心路历程——从主体心态看“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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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味的心路历程——从主体心态看“味”的转变体味的心路历程——从主体心态看“味”的转变文艺、审美无时无刻不与主体深刻地联系在一起。主体内在的图式隐藏着文艺审美的巨大奥秘，催促着文艺朝着契合主体内在图式的方向发展。无论“味”的指向的是对象微妙难言的意蕴美，还是难以穷尽的绵绵情志，“味”都是主体心理能量投入产生的结果，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全面的精神把握和特殊占有。在主体心理图式发生变化的时候，“味”的内涵也会改变。对卞兰来说，《典论》及诸赋颂的华美章句是他感兴趣的地方，而对于

2、苏轼来说，平淡之中才有真味。以“味”来评文艺的个人行为，必然导致“味”缺乏一个稳定的统一的标准。然而，也应看到，在审美的个人行为背后，社会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深刻地影响着主体内在图式的形成——在个体的心理图式上烙上时代、民族、社会文化的深刻痕印，从而使“味”的美学内涵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的干扰下，又保持着宽泛意义上的稳定。文艺、审美、主体、社会文化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流动的有机的关系结构。“味”是这一有机体的生成物。“味”的主体，实际上是中国封建

3、社会的士大夫文人们。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扮演着双层角色：既是封建时代文化的掌握者，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是推动文艺发展的主要力量，又在经济上、政治上依附于封建君主及上层统治者。这决定了他们处境的尴尬：一方面，要实现自我价值，不甘心让生命无谓地消散，另一方面又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这种尴尬的处境也造成了文人群体对文艺的态度随着价值观、人生观的改变而改变。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种态度的转变看作是演戏人与看戏人角色的转变。朱光潜先生曾讲[36]（P550）：“人世间有生来是演戏的，也有生来是看戏的。这演与看的分别主要在如何安顿自我上面见出。演戏要置身局中，时时把

4、‘我’抬出来，使我成为推动机器的枢纽，在这世界中产生变化，就在这产生变化上实现自我；看戏要置身局外，时时把‘我’搁在旁边，始终维持一个观照者的地位，吸纳这世界中的一切变化，使它们在眼中成为可欣赏的图画，就在这变化图画的欣赏上面实现自我。”完全演戏或看戏的人在生活中也许并不存在。但在某一点上寻求最佳的位置的人却处处可见。中国古代文人群体对待文艺创作的态度的转变就像这演戏者与看戏者的角色转变一样，时代价值观、生命观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在两种角色中变来变去，寻求最佳的位置。第一节积极的演戏人—&m

5、dash;魏晋时期的生命观与文艺观魏晋人历来被认为是看戏人的提倡者与实践者。然而，在笔者看来，魏晋时期的文人群体却是以积极的“演戏”态度去对待人生，对待文艺。汉代是经学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汉人对此不遗余力。除了信仰的支持外，靠经学进入仕途，谋得利禄也是重要的原因。到了汉末，行为言论不一致，靠儒学之名来获取名利的乡愿之徒越来越多，文人开始厌倦并怀疑名教对人的行为规范。与此同时，统治者大开杀戮，对儒学有真诚信仰的文人在党祸中死伤无数，死亡离散成了文人眼中最触目惊心的一幕。不仅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连身为士大夫的文人们也时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乱世的遭遇使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6、成了文人群体共同关心的问题。求仙向道当然是方法的一种。但是，儒家价值观念毕竟影响了文人几百年，因此，回到先秦时期的儒家寻找可供支撑的终极信仰，还是当时文人的首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思想，仍是魏晋初期尤其是建安时期文人生命意识的归依。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这时期的文人已经逐渐将个体生命置于群体生命之上，关注个人的价值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先秦儒学的伦理价值实际上丢失了它的最重要内涵而徒具其躯壳。在现实中实现自我，不让生命白白地流逝，实际上就是追求个人的功业。《左传》早有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虽

7、然“立言”名列第三，但毕竟是被看作功业的一种具体形态。在个体生命的有限范围内达到生命价值的不朽，是非常令人向往的。因此“立言不朽”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对生命短暂与终极关怀十分敏感的魏晋文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表述得十分明确：“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文章”的概念，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