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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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兼评弗兰克与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观”编造出的新神话 李宪堂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比较经济学教研室，天津300071)河北学刊2005年3月第25卷第2期[摘要]贡德·弗兰克与彭慕兰通过对明清时期西方白银流入东方过程的描述试图说明，直至18世纪中期，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这一观点对于打破长期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神话是有益的，它为人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提供了新的框架和角度。然而，白银在明朝中期以后的大量输入，虽然扩大了中国大一统经济系统的容量，促进了生产的扩张与贸易的发展，使濒于热寂状态的社会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毫无疑问，这是以对自然资

2、源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为代价的。白银加快了中国经济之轮的转速，却未能开拓出经济发展的新天地，反而使整个社会因资源的过度耗费而陷进了“高度平衡的陷阱”。所以，弗兰克与彭慕兰在抛弃旧神话的同时，又编造出了一个新神话，即以“一体化全球经济”为前提的“大分流”。[关键词]白银；中国经济史；明清外贸；全球经济观[作者简介]李宪堂(1966—)，男，山东省安丘市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经济史乃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图分类号]K248／9；F129．4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5)02—0154—07贡德·弗兰克(GunderFrank

3、)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以及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问世后，一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它们破除了长期以来陈陈相因的“欧洲中心论”神话，极大地扩展了学术思考的空间，为人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提供了新的框架和角度。然而，它们在揭示出某些真理的同时又掩盖了更多更重要的真理，在抛弃旧神话的同时又编造了一个新的神话——以“一体化全球经济”为前提的“大分流”。在他们看来，似乎中、西双方的命运在一个神秘的时刻突然发生相反的转向。通过对白银在国际市场间流转过程的描述，通过强调中国“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

4、半”[1](《前言》)，弗兰克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1](《前言》)他还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取代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列车的火车头。而彭慕兰则谨慎得多，他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当时中国与欧洲之间“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指出直到18世纪中期，欧洲和亚洲的核心区在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与自

5、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两者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2](《前言》)。正如他们自己所标榜的，两人都是从“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经济史的，但遗憾的是，他们进行的还是一种平面上或表面上的比较，在“证明”了亚洲或者说中国拥有至少同样的生产力水平和商业规模后，只能把欧洲扬镳而去的原因归结为海外殖民地的开发、煤矿恰好坐落于工业中心这样的单个事实或偶然机遇，不能解释为什么当欧洲人前仆后继地从事探索新世界的冒险事业、坚忍不拔地敲击天朝上国紧锁的国门而导致民族国家间争战海上的宏伟活剧拉开序幕之时，中国的统治者依然沉湎在大一统残山剩水的迷梦里；也不能解释为

6、什么当西方资本主义横行世界之时，中华帝国却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下行的螺旋”。他们以数据材料证明了东方与西方这两匹马跑得同样快，也曾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却没有发现一也就无从解释一它们跑的方向从一开始就不同。我的观点是，西方向东方输入白银，从客观效果来看，如同把水流注入油井①，采出来的是更宝贵的原油——物质财富。当流水一样滚滚而来的白银流人中国后，运出去的却是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等。如此绝对出超的外贸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病态的标志。在这种看似无比合算的交易开始之时，东西方之间的对决便输赢已定了。因为西方通过交易得到的是培育社会机能的营养——中国民众的超额劳动甚至生命价值，而东方(中国)得

7、到的只是维持生命活力的血液。白银在明朝中期以后的大量输入，扩大了大一统经济系统的容量，促进了生产的扩张与贸易的发展，使濒于热寂状态的社会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毫无疑问，这是以对自然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为代价的。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腐败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的机能。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遂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