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与民国方志建设

《南社与民国方志建设》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南社与民国方志建设金建陵张末梅提要：近代著名文学团体南社在民国时期的方志建设上贡献表现在：从积极鼓吹到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方志编纂上的开拓创新，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其借鉴之处有两点：求真务实的“治志”作风；灵活高效的工作机制。关键词:南社地方志民国成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的著名文学社团南社曾经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因其社员有1000余人，且分布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近年来各地编纂的地方志中，皆有当地南社成员的记述。例如：江苏省扬州地区（今扬州、泰州两市）共有原籍和客籍的南社、新南社成员38名，就有23名载入“文革”后扬州地区各县、市、区编写的地方志中。当我们在地方史志中寻

2、找南社成员的背影时也发现：南社人在民国时期的方志建设上的贡献表现在：从积极鼓吹到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方志编纂上的开拓创新，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一）辛亥革命后，南社人积极鼓吹修辑志乘当数姚光。民国二年（1913），他发表《论各县亟宜修辑志乘》一文，提出：“采风问俗，必有资于乡土志乘，此编辑邑志所以备国史之采也。”该文不但指出方志在保存地方资料上的重要作用，而且还阐述了它的教育功用。“夫人未有不保其身而能保家者，亦未有不爱其乡，而能爱国者矣。此编辑邑志所以供教民之用也。今者，旧邦重建，凡百待理，而各县修辑志乘，更亟不容缓。”【1】姚氏的见解，打破了旧学只重政治功用的偏见，对于重新估价地方志在

3、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具有积极作用。民国六年（1917），北洋政府曾下达要求全国修志的通令。但因军阀混战，致使通令成了一纸空文。姚光则从此以后便醉心于践行自己曾经提出的修辑志乘的主张。民国七年（1918），南社社员高吹万担任金山修志局总纂，姚光担任分纂。他的长篇专著《金山艺文志》，起稿于民国七年，随着其藏书的增加而不断增补资料。寓居上海时更集中精力，有时昼夜不辍，基本完成定稿。直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逝世前一年还写成《王鸿绪明史稿考》一篇增补入内。近年来新编的金山和松江两县志书中有大量文献资料来自此书。民国方志的编修，最初发轫于民国初期各地学校的乡土教材编修。民国三年（1914）国民政

4、府教育部就督促各县编修乡土志，作为各地学校的乡土教材。据统计，民国乡土志有124种，以江、浙、川、沪、两湖编纂较多。【2】其中南社人编写的就有侯鸿鉴的《无锡乡土史地教材》、马锡纯的《泰州乡土志》、黄佛颐的《广东乡土史教科书》等。这些乡土志是作为中小学教材而编，6大都篇幅短小，文字浅近，以传授本地历史文化和进行乡土教育为宗旨，同时也为民国方志的编修奠定了基础。民国十八年（1929）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即由该馆编拟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上报内政部。《概要》凡22条，对各省方志编纂的组织机构、纲目审核、取材范围、类目设置、内容取舍、

5、文字书写乃至印刷装订，均作出具体要求。当时，不少南社社员都在省一级的通志馆任职。南社创始人之一陈去病从民国十八年起出任江苏通志馆馆委员，与之同在一馆的有主纂《职馆志》的专职委员陶惟坻。黄节、赵式铭、李书城等还分别出任广东、云南、湖北等省的通志馆馆长。民国十七年（1928），上海设为特别市。民国二十一年（1932）7月，上海市通志馆正式成立，南社的另一位创始人柳亚子出任馆长，着手编纂《上海市通志》的工作。该馆从馆长到馆员，清一色是南社、新南社成员。至于参加县一级地方志编修的则更多。例如：丘复先后编修福建《上杭县志》36卷，编纂《长汀县志》35卷、《武平县志》31卷、《南明汀州史料》1卷、《杭川别

6、乘》上下卷及《南武赘谭》、《蓝溪故实》等；【3】刘宗向主纂的《宁乡县志》、刘谦主纂的《醴陵县志》、吴恭亨纂的《慈利县志》被今人誉为“民国湖南省县志中的佼佼者”；【4】王大觉曾参加编修《青浦县续志》；洪炳文曾任纂修《瑞安县志》之总采访……此外，还有一些南社人参与了一些行业和乡镇志的编修工作。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交通银行编写《交通银行三十年行史》，南社成员吴清庠、张素等便在5位编撰中占了两席。浙江湖州的南浔镇编纂的两部《南浔志》60卷，为民国镇志中的巨篇。其中由周子美一人编的《南浔志稿》4卷，记述了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期间有关南浔镇的历史事件，其一、二卷为社会调查材料，三、四卷为各类文献资

7、料，南社人编的这类方志还有：饶锷的《潮州艺文志》和《潮州西湖志》、徐信符的《广东艺文志补》、万以增的《练塘小志》、刘季平的《华泾风物志》等。南社人中还有像李根源一类热心方志建设的志愿者。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云南腾冲人，曾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学堂学习时的老师。民国十四年（1925）起定居苏州。寓苏期间，收集乡邦文献、金石碑文，从事文物古迹的考察和保护，并参与修纂《吴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