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暴发的种族原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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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史之乱”暴发的种族原因初探[摘要]史学界对“安史之乱”的历史坐标已有定位，认为它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而且是中国社会的一次重大转折，有关“安史之乱”暴发的原因，以往论述颇多，有昏君奸臣说，有外重内轻说，也有军事政治说。而陈寅恪先生却认为安禄山叛乱之关键在河朔的胡化与将领之种族。所以本文拟将从种族方面来对“安史之乱”的暴发展开初步探索。[关键词]安史之乱；种族；原因史学界对“安史之乱”的历史坐标已有定位，认为它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而且更是“中国社会中的一次重大转折”[1]，有关“安史之乱”暴发的原因，以往论述颇多，有昏君奸臣说，有外重内轻说，也有军事政治说。而

2、陈寅恪先生却认为安禄山叛乱之关键在河朔的胡化与将领之种族[2]，所以本文拟将从种族方面来对“安史之乱”的暴发展开初步探索。我们都知道，唐朝是在魏晋南北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唐帝国的建立可以说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正如韩国学者朴汉济在他的论文里所指出的那样，唐帝国形成的最大因素“可在其前代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去寻找，也就是说隋唐世界帝国的成立也有南朝及北朝的功劳。”[3]事实上，当时社会发展的过程的确存在这样的逻辑联系，魏晋南北朝民族互动导致的民族融合与民族之间的竞争是唐朝建立的基础。陈寅恪先生在论述隋唐制度的渊源是说：“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

3、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4]，这三源既包括了中原汉魏的传统制度，也采纳了北方胡系民族的文化因子。当就唐朝统治集团的来源来说，他们主要来自所谓的关陇集团，此集团由西魏的宇文泰所创，他为与东魏北齐抗衡依靠关中`陇右地区的军事贵族制定以该地区为旨归，结合胡汉双重体制的政策，即“关中本位政策”。“关陇”乃唐室政权之基础，为一胡汉杂糅之集团[5]，唐朝统治阶级既源于此地区集团，又受“关中本

4、位政策”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又说：“若以女系母族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族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等阐述。”[6]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垂启，扩大恢张，盖能别创空前之世局。”[7]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唐帝国，自然是南北民族大融合的必然结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各割据政权相互攻伐混战，导致了大规模的民族流移，大规模的民族流移构成了当时的社会主流趋势。大规模的民族流移既导致了中原传统的极大破坏，又导

5、致了各族之间的相互融合。唐建立之前夕，各地群雄纷起，都欲借突厥力量而谋取天下，朔方梁师都`马邑刘武周`武威李轨及窦建德等，他们为与唐抗衡纷纷依靠突厥。唐高祖李渊起兵之初，也曾向突厥称臣，并向突厥求助，获得突厥兵马的支持。随着唐朝实力的强大，特别是欲取代隋而自立，这就不可避免地与突厥发生了利益冲突，突厥不愿看到中原王朝的从新强大，他们力图割裂中原，从中控制，如同当初北齐和北周那样。于是突厥由支持唐朝转而变为直接与唐朝的对立。所以自唐朝建立后不久，突厥就不断派兵南下，侵扰唐的边境，甚至进兵长安。所以，唐朝自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如何处理与各民族的关系。大唐武德九年（626年）元月

6、，唐太宗通过玄武门之变取得权力。十月东突厥颉利可汗自率十万大军进攻武功（今陕西武功东南），长安戒严，唐太宗亲率六骑与突厥颉利可汗会盟与渭水便桥，颉利可汗杀白马与太宗盟于便桥之上，这就是称著于世的“渭水之盟”[8]。暂时减缓了突厥的威胁。贞观四年（630），唐趁东突厥内部矛盾激化，属部分立，天灾人祸之际，出兵在白道川等地重创突厥主力，俘虏颉利可汗，东突厥汗国至此灭亡，约十万人降唐。唐朝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安置这些突厥降人的问题，这在群臣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最后中书令温彦博深谋远虑，认为不该在其破灭之际，“不加哀怜而弃之”，应“不革其俗，”安置在河南为宜。这样作“一则实空虚之地

7、，二则示无猜之心”[9]。太宗基本上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将他们安置在西起灵州（治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东至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南）的沿长城地段，之所以选择这个方案，是因为这个方案既可以保持突厥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又可以消除他们返回旧地从新崛起的企图。具体方式就是采取所谓的羁縻府州，这种体制的基本内容是指外族附唐部落受到唐廷的册封而形成的府州体制，以原来的部族酋长和首领充任府州的都督刺使，他们有觐见皇帝，贡献版籍的义务，但实际事务仍归自己掌握。它们与内地的普通州县构成了唐朝控制本土腹地和基本行政格式。羁縻府州是在太宗征服东突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