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陆公立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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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大陆公立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下)四、大学自治权内在结构的变迁——以北京大学为例从时间维度来看，由于协调和紧张两种关联性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在两种要素共同支配的领域中，可能会随着时代发展经历此消彼涨、此起彼伏的结构变迁，因而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性。事实上，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也确因其不稳定性而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西方国家是如此，我国也不例外。[1]北京大学是我国最具有代表性的高等学府，它饱经沧桑的百年历程，就是我国公立大学历史发展的缩影，可以折射出我国大学自治权内在结构的时代变迁。下面就主要以北京大学为例，来考察我国大陆公立大学自治权内在结构的变迁，进而分析和探讨其今后的

2、发展方向。1898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但是，直到辛亥革命以前，其实质上仍然是一个封建学院，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如1902年11月经清政府批准颁行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科目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毕业分配、聘用教师、导师体制和教学纪律都作了详细的规定。[2]可见，这一时期几乎学校所有事项都受国家权力的控制，不可能有所谓的大学自治权，学术自由更是一种奢望。真正的大学自治权形成于民国时期。（一）民国初期：学术主导结构的初步形成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也接收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某些改革，在立法上确立了一定程度的大学自治权

3、。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的宗旨是“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体现了学术自由的精神。并规定，大学设评议会处理全校行政事宜，校长为议长，教授可以被选举为会员；各科设教授会处理本科行政事宜，学长为议长，本科教授为会员。另外，1914年9月胡仁源对北京大学进行整顿，实施了扩大招生、增聘教员、改进教学方法、编写教材等一系列措施。[3]可见，在当时大学自治权中，教授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一些行政管理权的行使也允许教授的参与。而在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后，教授主导的二元结构更加得到强化。蔡元培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理念。[4]在这一思想

4、指导下，全面实行评议会制度，不是教授不得当选为评议员；设立行政会议，成员以教授为限，掌握全校行政大权；成立总务处，管理全校人事和财政，提高学校办事效率。[5]可见，在这一时期，大学的自治权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其内在结构中，行政管理权服务于学术自由权并以后者为主导，两者形成了一种比较协调的关系，学术自由得到了较好地张扬。出现了许多诸如胡适和梁漱溟两先生在哲学上唱对台戏，却相互尊重的学术佳话。[6]（二）1927年—1938年：学术主导结构的式微消亡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剧，政治干预的加强，大学整体的自治空间缩小，但并没有改变自治权的内在结构。“1929年7月国

5、民政府公布《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其后教务部又先后公布《大学规程》、《专科学校规程》等法规，除废止董事会制外，基本上发展、完善了此前的《大学令》和《国立大学条例》，并且得到比较严格的执行。”[7]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战时集权陡然加强，实现“政教合一”，大学整体的自治空间也就消亡了。（三）1938年—1949年：学术主导结构的重新兴起1938年4月，撤退到昆明的长沙临时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这所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组建而成的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之后的九年里，以学术为主导的大学自

6、治权的内在结构得以重新确立，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在西南联大，校长和常委会虽是领导机构，但发挥作用最大的却是其教授会制度。“西南联大当时的各院院长都由教授担任，各系系主任，起初就被称为系的教授会主席。联大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教授会是咨询机构，听取常委会主席报告工作，讨论学校的重大问题，向常委会或校务会提出建议，或讨论他们交议的事项，选举参见校务会的代表等等。教授会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设施、学科发展、学生学习都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体现了联大教授治校的精神。”[8]比如，在西南联大，聘任教授是系主任的职责，由系主任提名，经学院院长同意，便可以聘任教授。“院长和

7、系主任都必须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由他们决定聘请或退聘教授，以及为教授定级，便不会引起争议。”[9]另外，“讲师助教会和职工代表、学生自治会代表也有要求列席教授会、校务委员会，参与讨论有关问题的权利”。[10]可见，西南联大时期，由于大学自治权内在要素之间的协调一致关系，“在校内，它（教授会）有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11]使大学自治权和学术自由都得到极大的张扬。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所载：“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