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的阐释智慧与六朝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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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弼的阐释智慧与六朝文论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化融合在经典之中，汉魏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化，首先表现在对于经典的重新阐释之中。王弼的玄学，并不是通过自创得以建立的，而是经过对于经典的阐释得以建成。在这种阐释过程中，化入了他卓著的思想智慧。王弼善于寻找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点，加以调和，同时，也大胆地进行重解。通过其思想与智慧的运用，融合了儒道两家思想，重新确立了新的人格范式与情性伦理，从而使六朝文论有了新的形而上之精神蕴涵。通过阐释智慧的角度去认识王弼哲学与六朝文论的生成，是大有意义的。关键词王弼哲学阐释智慧六朝文论　　王弼

2、是三国时魏国的著名思想人物。[①]他的思想智慧对于六朝文论与美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现有简略的传记中可以看出，王弼是一位聪慧的少年哲学天才，悟性极高。《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载：“（王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馀卒。弼字辅嗣。何劭为其传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馀，好老氏，通辩能言。”又说“其论道，附会文辞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著《道略论》，注《易》，往往有高丽言。太原王济好谈，病老庄，尝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②]从这些资料

3、来看，王弼在附会文辞，即文本注解上不及何晏，但在“自然拔得”，即悟性上却远远超过何晏。文本注解主要依赖于知性，强调的是客观性，而经典阐释则主要得力于悟性，它依赖的是创新的勇气与能力，是智慧的彰显。显然，人性的奥区在智慧领域更能得到显现。六朝思想风采所以盖过两汉，正是在这一人性的奥区上超越了前人的皓首穷经。当然，他们的注经功夫也绝不亚于汉代。王弼的经典阐释，善于调和学说，启人智性，辐射到其他的思想与学术领域，六朝文论在人格理想、审美价值观、以及自然之道方面，深受其沾溉，这已为学界所承认。尤其要强调的是，六朝文论与美

4、学受其影响，充满着智慧与悟性成份，比如《世说新语》中蕴涵的文艺观念，《文心雕龙》和《诗品》中的文学批评风采等，足可以显出这一点。　　本文想强调的是，王弼的意义不仅在于创建了贵无的玄学思想体系，而且体现在他重新解释儒道，会通两家学说方面所作的阐释贡献方面。如果说王弼玄学是一座至深的堂奥，那么阐释功夫则是进入这座堂奥的桥梁。堂奥固然是主体，但是如果没有津梁与阶梯，则无法进入其中。就此而言，津梁与阶梯又成为决定性因素。以往学界研究王弼哲学对于六朝文论与美学的贡献，大多留意其学说影响方面，而对于阐释智慧则关注不够，包括笔

5、者自己关于六朝美学的著论方面。[③]近年来，随着六朝文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注意王弼在阐释智慧方面的成就，本文想就此作一些讨论。一　　王弼的阐释智慧，首先体现在他通过这种智慧的运用，消解了两汉经学文本注解方式对于人们思想的禁锢，开启了文论精神的解放先河。　　要理解王弼的阐释智慧，首先要从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特点谈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至先秦时代即已奠定了以经典为主要载体的思想文化。嗣后，经典的价值与作用在两汉进一步获得发展。尤其是儒家经典在汉代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被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上面。当然，道家

6、老子的经典地位在汉代也一直受到重视。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除去其中的神化成份，这段话至少说明了经典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从王弼主要诠释过的《周易》、《老子》、《论语》这三本经典来看，它是儒道两家的主要经典，其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内容，有着充分的阐释空间，王弼正是鉴于此而施展了其才华与智慧的。王弼的这种阐释选择，本身就极具智慧的意义。从文化传统的接续来看，尽管东汉末期儒家经典受到挑战，但

7、是要从根本上替代传统的经典文化，任何人都不能做到。更何况王弼只是一位家境一般的少年。因此，王弼要创建新思想、新学术，就只能走经典解释的路径。这样一方面可以获得传统的承认，另一方面也可以出新意于经典之中。这种智慧其实也是一种双赢的策略。　　尽管史籍上称王弼是年少天才，将玄学贵无论归结为王弼的独创，但是从汉魏以来学术思想史的演变路径来看，王弼的思想变革与汉代经学的末途是互为因果的。两汉的封建最高统治者很注意通过行政力量来垄断对于儒家经书的解释。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六章《两汉之际的思想》中，曾根据史料，

8、详细地胪列了西汉至东汉末年时期，最高统治者通过官学的垄断形式，以使经学服从于统治者的意愿，从西汉武帝组织的经学射策，到东汉肃宗时的白虎观会议莫不如此。作者指出：“汉代统治阶级思想的宗教化，是通过了官学形式的复活，在政权与教权合一，帝王而兼教皇的严格思想统制下而实现的，并由此而显示出露骨的奴婢作用。”[④]这一观点，对于两汉思想界的官学垄断形式特点的把握是很准确的。文本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