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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论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呈冯侍御周殷二协律》、《登阊门闲望》。)苏州市内,各类商人云集,“合沓臻水陆,骄阗会四方。俗繁节又暄,雨顺物也康”。(注:《韦江州集》卷7《登重玄寺阁》。)苏州城周长达四十二里,有人口约二十至三十万之间。(注:详见笔者《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第六章,待刊。) 杭州位处江南运河和钱塘江、浙东运河的交汇处,“当舟辐凑之会,是江湖冲要之津”。(注:《金石萃编》卷119《镇东军墙隍庙记》。)杭州的商业相当繁荣,所谓“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国家阜成兆人,户口日益增,……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注:《全唐
2、文》卷316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行商坐贾,热闹繁盛。杭州是对外贸易的一个港口,沿海贸易的一个集散地。由于占有交通便利的条件,从福建、浙南、浙东来的商人都得通过杭州沿运河前往北方,“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宾货,而盐鱼大贾所来交会”,“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注:《全唐文》卷736沈亚之《杭州场壁记》;《文苑英华》卷811罗隐《杭州罗城记》。)五代时的杭州,“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注:《旧五代史》卷133《世袭列传》;《清异录》卷上“地上天宫”条
3、。)是江南最大的城市,城周七十里,有二十多万人口。 越州西可至杭州进入运河北上,或进入浙江南下,东至明州后可出海,向北也可跨杭州湾到达嘉兴,交通占据了优势,商业比较兴盛。早在唐前期越州发展就较快,是“南越之奥壤”。(注:《唐代墓志汇编》久视00五《许君墓志铭并序》。)中唐设观察使后,越州“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注:《樊川文集》卷18《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是浙东七州的经济中心。唐后期崔元翰说:“越州号为中府,连帅治所,监六郡,督诸军。视其馆毂之冲,广轮之度,则弥地竟海,重山阻江,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包篚之
4、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注:《全唐文》卷523崔元翰《判曹食堂壁记》。)越州商业的发展得益于交通的方便和物产的丰富,这是显而易见的。 明州城虽设立于开元年间,但由于海路交通的发达,适应了中唐以后交通发展的需要,使得经济实力大增,是唐五代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唐代宗时就有人说:“浙右巨镇,甬东孤城”。(注:《毗陵集》卷19独孤及《为明州独孤使君祭员郎中文》。)九世纪以后中日之间的交通大多通过明州来完成的。朝鲜与吴越国之间的交通,也常经明州至杭州。宋人总结了明州自唐五代以来的经济功能后,对明州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部,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
5、非都会,乃海道辐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勾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东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也东南之要会也。”(注:《乾道四明图经》卷1《分野》。) 宣州北临长江,从州城到长江有水道相通,“鱼盐满市井,布帛如云烟”。(注:《李白集校注》卷12《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元稹曾谈及宣州说:“宣城重地,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管干剧职,灵盐近戎,分务简僚,不易宜称。”(注:《文苑英华》卷412《授卢萼监察里行宣州判官制》。)宣州周围山地丘陵众多,物产特别丰富,商贸交易兴盛。薛邕任刺史时,“劝农殖谷,百谷年丰,通商鬻货,万货云丛,阐道都会,敦儒泮宫”
6、。(注:《全唐文》卷990阙名《大唐宣州刺史薛公去思碑》。)至五代时期,宣州地位仍很突出,“宣城奥区,国家巨屏”,“宣城重镇,陪京之南,制天险之津梁,据三楚之襟带,境环千里,邑聚万民,我朝以来,戎寄尤切”(注:《全唐文》卷878徐铉《朱业宣州节度使制》;卷879徐铉《魏王宣州大都督制》。)此外,湖州、歙州、婺州、温州、台州、池州、睦州、处州、衢州等一批新老城市,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城市的商业作用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如湖州是“十万户州,天下根本之地”,“土控吴兼越,州连歙与池,山河地襟带,军镇国藩维”。城中商业发达,交贸旺盛,“春桥垂酒幔,夜栅集茶墙”。(注:《全唐
7、诗》卷527引杜牧诗句。)歙州,韩愈云:“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后相望也。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为富州。”(注:《韩昌黎集》卷19《送陆歙州诗序》。)衢州,贞元间曾被称为“浙东大郡”。温州和台州也成了唐末至五代沿海的对外二个重要港口,“控山带海,利兼水陆,实东南沃壤,一巨都会”(注:《唐会要》卷54《给事中》;《明一统志》卷48《温州府》。)。这些城市,是本州的经济中心,对本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 与以往城市有所区别的是,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在日益增强。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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