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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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　　后现代主义者在哲学思想上差不多都是多元论者和非中心化(decentering)论者，在历史观上也是这样。如有人认为世界本来是差异的、多样的，先进和落后都有其存在价值。著名的后自由主义者柏林(IsaiahBerlin)批判“世界公民”思想，提出各种文化价值的“不可通约性”，不能用一个尺度来衡量，甚至不可兼容，自然不能有一个中心。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esH.Robinson)的名著《新史学》说，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史学中时间错乱的现象还习以为常，历史连续性的概念是19世纪才建立起来的。福柯也说“19世纪成为历史学的世纪”，他所批判的正是这时期的史

2、学。他说，这时期的史学设定了一个永恒的真理，把合理性作为人类的目的，又受进化论影响，排除断裂现象，把历史写成人类不断完善自己、理性不断增强的历史。19世纪末，更把社会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形态，某种同质的文明，排除个体，历史抽象化。福柯声讨的正是这种有发展而无变革的目的论的史学。　　福柯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的史学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史学，人创造一切。而这种理性的人，是由权力建构的。权力认可的理性，压迫一切异论。他从笛卡尔的《方法论》中看出理性(工具理性)的极权性，又在众多论述中加以论证。他反对这种以权力为基础的主体主义史学。　　福柯主要是研究文化史和思想史，他把思想认识

3、称为“知识型(episteme)。他认为，启蒙运动以后在科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型不是继承古典时期的原型而来，而是古典认识的断裂和非连续性转换。因而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宣告“历史已死亡”，提出建立“新历史”。　　建立新历史，福柯要求用非连续性概念来划分历史的系统和层次，发现历史“过程的界限，变动曲线的转折点，历史事物功能的极限。他反对传统史学的永恒真理论、目的论、线性发展和因果链模式，而强调断裂和转换。他说，这种新历史的最初阶段可上溯到马克思。我们知道，马克思曾说过“历史的动力……是革命”。看来，福柯的断裂和转换亦有变革、革命的意思，也可说，是从积极方面来解释“通

4、古今之变。”　　福柯的论述集中于《DitsetEcrits》中译本《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总的看，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新的历史观多少都有向中国历史观靠拢的倾向。　二、方法论　　历史观和方法论是不可分的，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一切史学理论都可视为方法论：思维的方法或者论证的方法。列宁说：“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3页)。不仅如此，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在论及历史观时，马克思说，它们“充其量不过是

5、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1页)这话也许有点过份，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　　前已言及，我还把被称为“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列入本篇方法论中。经济史研究中还需应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理论，也都在本篇中论及。本篇方法论，限于篇幅，我也只讲有关理论和原则，不讲具体操作方法。又主要是讲西方，中国方面另有专篇讲述，从略。　　我主张“史无定法”。研究经济史，唯一根据是经过考证的你认为可信的史料，怎样解释和处理它，可根据所研究问题的性

6、质和史料的可能性，选择你认为适宜的方法，进行研究口不同问题可用不同方法；同一问题也可用多种方法来论证，结论相同，益增信心，结论相悖，可暂置疑。　　我写过一篇《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举了些实例，有兴趣者可参阅。(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一)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　　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中国史学自司马迁起就是实证主义的，宋代加入义理，并改进因果论证。清代考据学、训话学出现盛况，20世纪初兼采考古学成果和西方考证方法，益臻完善。20世纪50年代一度陷入教条主义，但未放弃实证原则。近20年来，大量发掘史料，考证范围扩大，博采翔究

7、，举世称盛。　　西方史学曾长期受制于神学，继受浪漫主义影响，至19世纪初始有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故称兰克为近代史学之父。当时主要用语言学和法学方法考证历史义方法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批判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可以狄尔泰(Dilthey)、克罗齐(BetoCroce)、柯林伍德(RobinG.Collingentics)：对于文本(历史0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自始即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他们认为历史学重视的不是显赫人物，而是组成社会的群体；不是动人的事件，而是不显眼变化着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该派的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以他1947年完成的《菲力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