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泡沫经济溯源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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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泡沫经济溯源与启示尤为严重的是，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复苏长期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但收效甚微，反而造成财政赤字不断扩大，“鳄口效应”日益突出，主权债务持续扩张，更为眼下积重难返、风险重重的日本主权债务危机埋下祸根。国际上一般以年财政余额占GDP比重和债务总额占GDP比重两个指标来衡量一国主权债务，观察1985年以来日本主权债务变化情况可以发现，自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长期入不敷出，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断提高，除个别年份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这一比重一直维持在6%左右，是国际公认安全标准的两倍。尤其是2009年以

2、来财政赤字急剧扩张，三年财政赤字为411万亿日元、376万亿日元和418万亿日元，占同期GDP比重分别为8.73%、7.81%和8.93%。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节节攀升，年均增长超过40万亿日元。到2011年日本债务总额接近1000万亿日元，占同期GDP比重超过200%，均创下历史最高记录，这意味着日本人均负担721.6万日元。主权债务高企导致日本乃至全球经济都将面临巨大风险。目前，日本成为所有发达经济体中主权信用评级最低的国家。日本泡沫经济的生成与崩溃并非偶然，而是在跌宕起伏的国际形势下，国内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诸多隐患在不恰当的

3、经济政策刺激下的大爆发。一、日本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是泡沫经济生成的根本原因战后日本采取的指令性经济计划、行政指导、产业政策等具有浓厚政府主导色彩的“追赶战略”，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实现赶超其他发达国家目标的同时，其结构性问题也日渐突出。诸如过于依赖外需、产业竞争力下滑、企业股权结构不合理等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扭曲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致使实体经济投资机会匮乏，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中游离出来，并过度集中于泡沫行业。这成为泡沫经济生成的根本原因。1.过于依赖外需削弱了日本应对本币升值的能力。面对有限的国内市场需求，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起推行

4、“贸易立国”战略，以出口第一为国策，经济向外需主导转型。70年代末期，除个别年份外，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进入8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不仅进一步上升，而且更加倚重美国市场。1983—1984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29.2%和35.3%。随着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正面临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双重困扰的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日益加剧，美国敦促日元升值。1985年9月达成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日元升值沉重打击了长期依靠低成本和低价格优势的日本出口贸易，出口总额由1985年的41

5、.96万亿日元下降到1986年的35.29万亿日元，1987年进一步下降到33.31万日元。传统的出口行业如纺织、钢铁等发展严重受阻，并拖累了整个经济发展。日元升值导致经济萧条的危机蔓延到整个日本。2.产业发展目标缺失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阻碍了产业竞争力的提升。随着经济向国际化转变和大部分产业进入成熟化发展阶段，已经实现赶超的日本丧失了明确的产业发展目标。处在“十字路口”的日本的产业政策不再积极地、主动地寻求潜力产业、提升产业竞争力，而是消极地、被动地依赖业已成型的出口型制造业优势，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一成产业’支撑着缺乏竞争力的‘九成产

6、业’”的脆弱结构。与此同时，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也日益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绊脚石。被日本产业绩效委员会誉为“具有不断增强的动态适应能力”的日本技术创新体系是建立在“引进技术”基础之上的，而自主开发技术的依赖程度非常低。20世纪80年代，随着总体技术水平赶超欧美国家和贸易摩擦的加剧，外来技术供给已无法满足日本技术发展的需要。然而，薄弱的基础研究无法支撑日本摆脱进口技术和模仿型技术发展的模式，技术创新只能集中于中、低技术水平，缺乏对高技术的开发能力。同时，拥有竞争优势的制造技术和信息技术又因日本无法正确把握发展方向或沉醉于自有优势而错失创新时机，

7、结果使自身的产业陷入绝境。3.不合理的企业股权结构扭曲了股票价格形成机制。以主银行制和大股东直接治理为典型特征的日本企业体系有效地弥补了战后日本企业自有资本率严重不足的缺陷。然而，随着日本企业筹资方式由早期主要依靠银行借款的间接融资方式向以股票、债券发行为主的直接融资方式的重大转变，这种体系下不合理的企业股权结构弊端日益明显，严重扭曲了股票价格形成机制。一方面，持股法人化趋势不断增强，提高了企业相互协议股价的能力。法人持股现象并非日本独有，但日本法人持股比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在70%左右，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持股法人化限制了股

8、票自由流动，使得作为发行者的法人企业足以对股票市场形成垄断和价格操纵。另一方面，企业相互持股结构降低了监控的必要性。日本企业持股多是以与关联企业如供应商、销售商建立稳定关系为目的的。据经济企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