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上的严重危险和战略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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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湾问题上的严重危险和战略必需一　　在中国崛起为建设性伟大强国的历史进程的当前时期里，最大、最可能也最紧迫的障碍无疑是台湾独立，那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内外基本安全和民族正常心理将由此而遭受巨大威胁——可能经不起的巨大威胁。尤其近两个月来，主要围绕台湾“公投”问题和竞选政治的台独倾向的恶性发展，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大约15个月前的一种基本推测，那就是在中共十六大前后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台湾问题形势当中，“早已有之的困难，连同晚近出现的某些重大变动，已经并将继续使中国领导人面对比较严峻的挑战。战略上需要提防的可以设想的最坏情况（theworst—casescenad.）或极端事态，是今后一些年台独趋

2、向可能的严重发展，或许会使十六大产生的领导班底遭遇一种国务家们一般最不愿意碰上的局面：在或战或和皆大不利的情况下，不能不立时做出是战是和的根本决定。”[1]台湾问题上目前形势的最重要方面，一是陈水扁为首台独势力的竭力操作和泛蓝联盟的关键退让导致“公投法”人宪，二是陈水扁以近乎狂赌的方式，宣布并顽固坚持在3月20日大选同时进行“防卫性公投”。对于这两者，反台独的力量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评估。第一是富有战略意识的评估，断定“公投法”人宪是台独势力迄今为止取得的最大突破性进展，首次提供了台独的一个“法源”和打开了最危险的法理台独之门，尽管泛蓝联盟设置的种种限制使得“台独公投”近期内没有法律上的可能，尽

3、管很可能确实将在3月20日举行的“防卫性公投”不直接包含台独抉择。换句话说，“公投入宪”是实施“法理台独”的“公投制宪”的第一大步骤。“公投法”入宪和势将做出的公投行动本身，将为台独势力提供无论“缓独”抑或“急独”都可用的“民意”依据和某些国际舆论条件，提供一个接近于现成的、择时可将台独抉择纳入其中的法律框架。不仅如此，如果陈水扁能够在中国大陆的强烈抨击和美国以及日本、欧盟的明确反对下搞成“防卫性公投”，那么台独势力和台独倾向将由此得到一个重大鼓励，不管他能否当选连任。　　从这样一种分析和判断中可以得出一个战略性结论：如果我们不仅必须坚守决不容忍台独（或者说不惜以战争制止或粉碎台独）这一终极

4、底线，而且还必须尽最大努力防止台独、从而不致面临被“将军”的局面（或者有如上面所说“在或战或和皆大不利的情况下，不能不立时做出是战是和的根本决定”），那么就应当在3月20日以前大力争取阻止“防卫性公投”，并且在那以后进而谋求铲除或永久“封冻”异常危险的“公投法”。更广泛地说，我们在台独问题上根本的战略任务不仅在于一旦迫不得已就坚决动武制止或粉碎台独，也在于（甚至就战略优先而言更在于）不动武而坚决阻止或防止台独。　　与上述战略性评估不同的是一种可有的战术性评估：鉴于泛蓝联盟设置的种种限制，“公投法”入宪实际上是陈水扁的一次严重失败，因为他追求的台独公投被迫变成了实际上纯属竞选策略并且近乎无聊的

5、“防卫性公投”，而美国总统及其行政当局对台独和“防卫性公投”新近宣布的明确反对更使他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就目前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陈水扁不敢搞、也没有能力搞“急独”；特别是鉴于台湾竞选政治的复杂性，鉴于过去某些“对称性”强烈反应到头来增加了陈水扁当选机会的教训，对“防卫性公投”的眼前恰当对策应当是官方在公开场合采取相对的低调。　　应当认为，这样的分析和判断确有道理，特别是从争取防止陈水扁连任、保持目前基本有效的对策势头和避免新增不确定性的角度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如此。然而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种近乎纯战术取向的观点，没有着重地考虑政治行动的广泛后果，特别是其心理后果。从战略上说，在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势

6、力方面，往往最重要的是逐步做一件件“破天荒”的事，以便逐个造成大突破，以便反台独力量和所有有关方面变得逐渐容忍甚至“习惯于”经过革命性变化的新形势。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行为方式的教训意味深长。那个时期里，纳粹德国每一项具体的变更现状行动（先后退出国联，冲破《凡尔赛条约》军备条款，将莱茵兰重新军事化，德奥合并，攫取苏台德区，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所余全部）的目的何在？不仅在于它每次行动时的眼前具体目的，也在于（或者更确切地说更在于）总体性的战略和心理目的。它的每个步骤都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大致只将它们视为有限的。[2]而且，如果说在上述逐个变更现状行动中

7、，历史学家们公认的最重大关键举动是1938年的德奥合并和攫取苏台德区，那么可以认为从1995年李登辉访美抛出“中华民国在台湾”论以来，谋求台独的迄今最重大关键举动就是“公投法”人宪和宣布搞“防卫性公投”。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本文第二段展示的那些缘由。　　二　　不仅如此，还有一项使得局势确实严重的甚至更基本的原因，那就是近年来在陈水扁一李登辉台独势力广泛和不断的台独言行背景下台湾公众中严重发展的台独心理、台独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