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清之际儒家实学的治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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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明清之际儒家实学的治理思想　　明清实学主要是指明末清初以来的儒学发展形态，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颜元、戴震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痛感于理学的空谈误国，在深刻总结宋明两代亡国原因的基础上，倡导儒学的黜虚返实，形成了以元气实体、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为特征的实学思潮，提出了一系列适应近现代社会生活的思想。虽然此一进程，因为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化进程和近乎全盘西化的现代化运动而被忽略，但是当今天中国学习西方现代化出现了诸多食洋不化进而难以向前推进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从包括儒家实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很多解决之道。　　就治理思想而言，儒学的治理思想

2、也存在孟学与荀学的分野。孟子从性善论出发，主张从个人修养的内在超越出发，开启了道德治世的道路，同时孟子又强调社会分工和民本主义;而荀子从性恶论出发，主张隆礼重法的外在规范的治理道路，同时也强调化性起伪，通过教育来促使人向善。汉唐时期基本上主要采用以荀学为主的治理模式，宋元明清则主要采用以孟学为主的治理模式，应该说两者的产生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发展到了晚期，其异化和局限性就逐渐凸显出来。明清之际，由于亡国之痛，思想家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开始实现国家治理思想从宋明理学向明清实学的转变。　　一、从道德治世到实事经世的治国理念转变　　明清实学家改变了理学家那种空

3、谈道德来治世的观念，开始向实事经世转变，改变了理学时代那种格心穷理，脱离现实生活的治国方式。实学家们指出宋明理学本质上乃是阳儒阴释，朱熹哲学于佛教的华严宗，而阳明心学来自禅宗，儒学也逐渐变成了空谈义理，不关注现实人生的僧侣主义。王夫之就指出佛道与理学都立体废用，毁弃人事，毁弃人性，离欲而别为理，将道德本体化进而空谈道德，丧失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最终遗患于国家，酿祸于生民(《读四书大全说》卷八)，因此提倡要三教相分，要回到儒家依人建极的人本主义道路上来。在实学家看来，理学那种类似佛道通过合眼并手而得到的格物穷理只是一些虚幻的、无法实证、无法实测的镜

4、花水月，主要乃是限于宗教、道德以及文艺等领域，而对于政治、经济、军事等现实生活了无所知。正如李塨所说:汉后二氏学兴，宋儒又少闻其语，于是所谓存心养性者，杂以静坐内视，浸湟释志，将孔门不轻与人言一畏性天之教一概乘反，处处谈性，人人论天之外，以孝悌忠信为行，注经论道为学，独于孔门之礼乐兵农、执射执御、鼓瑟会计，忽焉不察，以为末务，又诱之于小学已失而道置之。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者。(《恕谷后集与方买皋书》)　　这种在尊德性治理模式下，就出现了对闻见之知的忽视，知识和科学被看成是无足轻重的东西，也因此导致了国家的积贫积弱。这种空谈误国的状况在晚明体现得

5、极为明显，读书人都清谈孔孟，不屑于外在的事功，后来又演变为官场生态，整个社会积贫积弱，在金戈铁马的少数民族面前，两次亡国于他们所瞧不起的蛮夷之族，丧国之痛促使他们对理学进行深刻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一个是从理论上完成了从理一分殊心外无理到理在气中理在事中的转变。王夫之指出宇宙的本质就是太虚，太虚的本质就是气，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张子正蒙注太和篇》)，阴阳消长是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那种将本体与现象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符合事实的空论。朱舜水更是指出理在事中，仲尼之道就在布帛粟菽、彝伦日用、衣食住行之间[1]561。这种转向对于

6、国家治理可以说居功至伟，重新凸显了实事和知识的重要性，奠定了国家强盛的文化根基。而重新开始重视闻见之知的转变也得力于西学的影响。　　第一次西学东渐，自利玛窦1582年入华，到1793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在北京见到最后一个传教士钱德明，持续了200多年时间，传教士也达到了400多人，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很大。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方以智等人都受其影响，对科技的重要作用有深刻认识。　　徐光启就认为宋明以来的科学技术的衰废主要表现为数学的衰落，由于理学、佛道以及象数学的神秘主义使得中国自身的科学技术缺乏精确的表达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算数之学特废于近代数百年间耳

7、。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士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卒于神者无一效，而实者亡一存，往昔圣人所以制世利用之大法，曾不能得之士大夫间，而术业政事，尽逊于古初远矣。(《刻<同文算指>序》)不仅影响科学技术，甚至连政事都萎靡不振。利玛窦更是明确提出科学知识和技术是保国本的关键，他说:夫为国为政，必熟边境形势，外国道里远近，垠地广狭，乃可以议礼宾来往之仪，以虞不虞之变。不尔，不妄，惧之必轻之矣。不计算本国生耗，出入钱谷之几，无以谋其政事，自不知天文，而恃信他人传说，多为伪术所乱荧也。农人不豫知天时，无以播

8、植百嘉种，无以备旱干水溢之灾，而保国本也。(《译几何原本引》)以几何为代表的科学技术与知识乃是国之大事，安危之本，可惜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