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格物之实体与程序制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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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人格物之实体与程序制度建构“人格物”不是一般的物，它是具有人格利益的、包含了人的感情的物，是人格延伸的物质体现。[1]虽说“物具有灵性”的观点在现代法律框架下也不再具有实际意义，但它给我们的启示却是要善待人之外的物，比如埋葬死者的墓地就不得随意侵犯。[2]由于民法重视物自身的经济价值，忽视了人对物所具有的感情、认可等精神利益，从而多多少少地有悖于民法是以人为中心的市民社会之法这种性质。[3]由于制度设计缺陷，导致那些类似“市场价值很小但对所有权人或其他人个人幸福却有重大意义”[4]的物之权利人

2、在侵权之际无法得以完整的救济。于是必须透过“物之形式”在法律上为“人格物”找到一条保护其特殊人格利益的新路径。为顺应人格权优先保护的司法需求，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经验、借鉴国外立法例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其最大的一个创新点就在于该解释第四条中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赋予了物之所有人透过人格物之“形”寻求精神救济、维护人格利益之“实”。[5]但法律本身固有的保守性、滞后性以及不周延性也为这个解释留下了不少弊漏，给司法实

3、践带来不少的困惑，无法满足人格物救济的司法需要，亟需对人格物的实体法律制度和程序法律制度从一般性规则的层面上进行建构，方可适应实践中对人格物立法完善和司法指导的合理需求。一、人格物实体法规则（一）人格物之管理与处分规则一般来说，以《物权法》及根据人格物的特殊确权规则上确定了人格物的归属之后，其管理权和处分权自然由所有人行使，这是符合物权法的一般规则的。但与普通物权所不同的是，人格物的这种管理和处分与普通物权是存在较大差别的。因为人格物依附着人格利益甚至体现的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基本要求，尽管所有权人

4、有权管理和处分，但这种权利使本身必须顾及到人格的尊重、善良风俗的维护，而不能仅仅以物来看待它，必须在管理和处分过程中充分第关注其特殊性。详言之：第一，若人格物只与个人有关，不涉及家庭、家族人格利益的，则人格物之权利人处分人格物可以在不损害一般人格利益原则和社会公序良俗的原则下进行。比如说，对作为夫妻定情物的戒指来讲，丈夫或者妻子因为迫于生活的窘迫而出售该戒指以换取生活费用，这是没有限制的；而对于那些将自己身体上的器官出售以换取相应经济对价的人来讲，也许迫于某种无赖，也许是为一时的经济利益所趋，但

5、这样的规则是违背人体器官移植法律准则的，当然也与当下关于器官移植的伦理学和社会学理念不相容的；而对那些捐赠精子，出售人体基因时作为不恰当用途的行为，显然也违背了人类伦理和道德规则，虽然表面上是自愿、自主的或者基于某种特定感情、利益，是对人格物的一种管理和处分，但却得不到法律的肯定性评价。第二，若人格物与家庭、家族有关，则其管理和处分不仅仅涉及到所有权人本身，还涉及到家族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在涉及家庭家族利益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所有权人直接等同于人格物之全部权利人，大抵有如下情形：（1）

6、人格物属于家庭、家族共有，则不论人格物之经济利益或者人格利益的行使都必须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不能以个别人的名义行使权利而损害其他家庭、家族成员的人格和经济利益；（2）人格物属于家庭或者价值中的某人所有或者保管，但因寄托着家庭或者家族之精神利益，则所有人或者保管人为管理处分行为时必须顾及家庭、家族之精神利益，如某传家宝由该家族中的某个家庭保管，则其不能擅自将该传家宝变卖，否则即构成对家族其他成员在传家宝上人格利益的侵害，可能会构成人格物之侵权。第三，若人格物与社会组织有关，则其管理和处分必须符合法

7、律关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财产的处分规则，否则社会组织中某成员的违规处分行为可能会构成对社会组织人格利益的侵害。如对某个村庄的标志性建筑，某个城市的特色建筑，某个企业的特殊标志，某宗教组织和寺庙等对宗教圣物、经典等等的管理和处分，在坚持人格物保护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由社会组织依据法定的规则进行管理和处分。如村民要管理和处分本村的“风水树”，因属村民的重大事项，故而应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决定，而不能由村民委员会直接决定等即是。第四，若人格物为国家之物或者文

8、物之类的，则其管理和处分不仅必须符合国有资产管理和处分的规定，有关文物的管理和处分还必须符合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之规定，否则违规处理不仅可能构成人格物的民事侵权，严重者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第五，尸体、遗骸、遗骨、骨灰、祖坟等作为最为特殊的人格物，其管理与处分权由有法定利益的近亲属行使。虽然在我国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中不太愿意称此类物为人格物，但如前所揭示，其完全符合人格物的全部属性，且利用人格物的保护方式最有利于该类“物”的管理与处分，因而，将之置于人格物视野之下观察是适当的。而其管理和处分权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