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二

《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二》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二四、遏止雄性挑战者：左倾主义集权之法宝狮子王国，是个母系社会，构成成员大群的母狮们担任出猎，哺育照料后代，掌控着全王国的大部分活动。而人类社会的“狮子型”王国，是个类母系制，它可不能由杀绝中下层男人来构造，只能靠强力压制住大多数男人，尽力往边缘地带驱赶，并且辅之以攻心术，使之心服臣服，不可造次。从前封建时代的王朝禁宫里，皇帝为了保证能独占地临御到三宫六妾七十二妃，又需要有仆人来照料自己和宫女，所以只能靠阉人来伺候。到了现代社会，雄性大王为了独享权力，取得垄断的利益，多多占有“性”资源，同

2、样需要有一大批男人和女人来构建和维持金子塔型的权力结构，但又得时时提防自己的权势不被傍落，为此可不能去阉割男人的生理器官，只可进行精神上的“去势化”。其实这种程序很早就有了，中国自古有：“四毋”，“温、良、恭、俭、让”、“存天理、灭人欲”等等，进入了左倾时代，“去势化”不断强化：镇反、反右、四清、文字狱、学毛选、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斗私批修、“公安六条”、反自#由化、严打、军训、大合唱等等等等，于是在政府功能完备的大城市里，普遍盛行起国人关注的“阴盛阳衰”现象。在《告别夹边沟》记叙中，“一位来自金台县的祁钥泉，他在反‘

3、右’开始后才发的言。他天真地以为这与‘右派’的进攻根本搭不上界，因为他批评的是县委书记不该一下乡就糟蹋大姑娘。他确因此被定为‘右派’发配到夹边沟。后来他猛然发现，当时扣押他的公安局长也成了难友。原来这位局长因为收到了告县委书记糟蹋妇女的二十几封群众来信也有了‘罪’。加上不同意这位县委书记把亩产204斤虚报成600斤，他和县长、宣传部长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都送去劳教。”[1]——可见雄性落败者的悲惨下场，女性何曾可以比拟、企及！文革初期，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是内容的核心，它特别规定：“凡

4、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甚至扩展到适用于各级当权者。不仅适用对象一扩再扩，适用情节也一扩再扩，成为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无所不包的，能够有效镇压抗拒现实、持异见者的东西。[2]“公安六条”上并无文字的性别偏向，但所打击的对象都是对于权力现状稍有不满的反抗者和挑战者，无疑地，这些反抗和挑

5、战的豪情、斗志是需要由雄性激素来激励的。“公安六条”于1979年终止执行，终止后司法实践就恢复了民#主、法制和正义了吗？回答当然是“狮子型”的本性依旧。自1983年8月以来，中国的公检法经常劈开法律规程办事，推行一波又一波的“严打”，除了必要的刑事犯罪打击外，其目标事项相当多地牵涉到男女之间“性”的叛逆正统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镇压当然集中瞄准着男性公民[3]，这里显含着丰富的“性政治”蕴涵。“去势化”的推行，首先是在孩子接受教育的阶段，方式上是典型的压制训育。从幼儿园起就开始，那些通常被看作好学生，并且被树为典范的，往

6、往是女性秉性的温柔驯服顺从听话的乖孩子、好孩子；而赋予高智异禀、个性独特的孩子，通常总是以男性的居多，但由于他们在行为方式上往往表现出某种偏离出常规来，特别是所谓“淘气”、“调皮”，好动、善问、独立思考、别出心裁、不随大流等等，统统被看成是有“自由化”倾向的负面缺陷，此类秉性和人格因“同性相斥”于雄性间，定受压抑，扼杀于摇篮里，最终在“狮子化”强势力场中被扭曲塑造成女性化的性格。对此，异域文明的视野是如何观察的呢？有一次，陈香梅女士来北京访问时，去参观了一所由官方特意安排下极力标榜的“模范幼儿园”，深受美国文化熏陶的她

7、不由惊讶悲哀起来，看呀！儿童们一个个双手反剪背后，齐刷刷地排成纵横行列，毕恭毕敬地端坐着，诚惶诚恐地聆听着教员的“布道”，对此情景，陈香梅感慨道：“残忍啊，不人道！”当毕业了教化训育机构，生长成为成年人了，“去势化”如何再继续之？其途径之一是，残害男性公民的人格尊严。男人之所以成为有阳刚气质的男子汉，只能说，须于有尊严的境遇里养育而成。可是令国人悲哀的是：在中国，公民仅因男性的性别而被经常抽查身份证，甚至遭搜查[4]。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不算经济帐，而政治挂帅则为纲要，“纲举目张”。于是多少年来，劳动报酬分配的绝对平均

8、化成了一个行政的强制律令，贯彻于一切官营的体制内，于是男女“同酬不同工”以及“同工不同才”的现象普遍存在，并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譬如，某个官营服装厂的车间里，所有的男女职工都干着同样的缝纫活儿，拿着一样的工资，谁都难以出头冒尖。可是在秉性和潜质上，男人事业上的雄心壮志自然要大得多，但却在平均主义和高度集权的体制约束下受着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