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王朝灭亡的三大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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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清王朝灭亡的三大症候目前史学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相对于微观领域中丰富的点式研究成果，宏观领域中的研究则有失欠缺;治史者习惯于就事论事，缺乏宏大视野与长远眼光。尽管具体问题的研究是学术推进的基础和常态表征，不过，宏观把握与总结才能得出更有高度、更全面的和更具有指导意义的见解、结论。纵横寰宇内，像汤因比、韦伯那样着意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观整体描述的哲人型史学巨匠太少了，多的是剥茧抽丝、精雕细刻、管窥蠡测的小工。有鉴于此，笔者拟以王朝灭亡的症候为视点，以清末为视域，梳理史实，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深化研究，

2、进而资鉴现实。　　一、外交失分　　外交失分作为清王朝灭亡的症候之一，因其为中外舆论所共同关注，故较为凸显。　　1914年11月1日，李大钊著文《政治对抗力之养成》道：“自清政不纲，国民怵于危亡之祸迫，喻之以理，告之以哀，求之立宪而弗从，不获已侥悻于万一，奋全力以颠掊之，其亡也忽焉。”这里，李大钊在阐释清朝灭亡问题时强调了“国民怵于危亡之祸迫”，所谓“危亡”，主指清末的列强环视、亡国灭种危机，这引发了国人前所未有的“怵”。　　上海图书馆“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年)”中收有晚清300多种期刊，其中篇名

3、有“亡国”一词的文章计154篇。　　19世纪只有3篇，而到了20世纪初，“亡国”则在舆论界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00年“图存”的频次陡增至21次，并在之后的十多年间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国人是到了20世纪之初方才意识到了生存危机之严重。　　20世纪初国人对外在威胁陡增的忧虑、纠结，昭示了清政府的外交失分。在时人看来，清末外交一言以蔽之，就是“失败”。　　1903年，署名“天民”者发表《论列国外交大势及中国外交上之失败》指出：　　吾中国自与各国通商以来，外交上失败之点，不一而足，其最甚者，为租借地及领事裁判制二

4、大端，毁损国体，侵害利权，且一切衅争，皆由此而起，辱国祸民，莫此为甚。　　其中关于租借地问题，该文称：　　吾国由甲午一败，列国乘势，各欲张其势力圈，磨牙竖发，环相逼视，而吾缔约诸公，梦焉，昧焉，受其恫吓，手足罔措，于是租旅大于俄，租威海于英，租胶州于德，租广州湾于法，而吾全国海险几尽入于列强之手，盖自有国家以来，外交之失败，未有如此其甚者也。　　关于领事裁判权，该文认为“是即蔑视我国法律”，“实即蔑视我国主权”，“我国国境以内，我国主权不能行使，反使他国主权行使于我境内，喧宾夺主，耻莫大焉，诟莫甚焉”。文章最后对

5、清末外交抨击道：　　处今日外交之难，亦百千倍于往古，一有不慎，即为所挟制，蹈瑕伺间，诡谋百出，而我当局者尚泄泄以承之，一遇交涉案件，即瞠目咋舌，不知所出，否则唯唯诺诺，有求必应，但得苟安便幸福，所谓国家之利害若何，人民之公益如何，皆在所不计也。其一二自命为洋务人员者，则又仰望外人之鼻息，奴颜婢膝，喘喘焉惟恐贾祸，使我二万万方里之广土，四万万灵胄之众民，几等于土耳其、埃及、朝鲜诸国之列。呜呼!谁实为之而至于此?　　总之，该文全面否定了清末外交。　　20世纪初，东北因俄、日、英、美等列强的介入而成为当时全国的外交重心

6、，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作为多为时论所诟病，如御史江春霖奏陈“东三省四邻环视，外交极关重要，东督徐世昌著著失败”。《振华五日大事记》接连载文《奉天交涉大失败又闻》《奉天交涉失败三志》《论东省交涉之失败》等，历数东北对外交涉的种种损失。　　1907—1908年间，署名“击椎生”者在《云南》第4、5、6、8、9、11、12期上连载《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将云南外交定性为失败。　　类似的否定清末外交的言论，举不胜举，《申报》上多有提及，如1905年有文载称：“五十年来外交政策，无一不归失败。”“我国自与东西各国通商以来，

7、数十年中办外交者，无一不归于失败。”1908年又道：“自海通以还，我国外交无往而不失败。”“十余年来，外交失败，书不胜书。”　　当然，在清末，国人并非仅仅指斥外交为失败，其他方面亦所在多有。如经济方面，嵩隐著文《中国财政失败之由》，认为财政失败;还有演说稿《中国商业失败之原因》《论中国人制造业之失败》等，不一而足。只是需要强调的是，时人在分析失败因由时多将之与外交相关联。以嵩隐之文《中国财政失败之由》为例，该文称：“洎乎甲午以还，内讧外患，殆无虚日，国债偿金，以亿兆计，司农理财五方，惟事横征暴敛……此又失之量出为

8、入之谬见，而不知休养民力之为急也。”认为清政府财政失败导源于对外战败等。《中国商业失败之原因》一文直言商业之所以“岌岌乎有不可终日之势”，“推其失败之原，谓远因实根于赔款”。　　清政府外交失分，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民众一方面将矛头指向卖国官员，认为“东方多卖国之臣，西方有卖国之君”。《讨卖国贼檄》一文更是称卖国贼为“凉血物”，“人面而兽同”，“与禽兽其奚异?”“哀莫哀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