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利益国家化是高教大众化的关键——兼谈民办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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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利益国家化是高教大众化的关键——兼谈民办高教发展教育必须把国家的利益作为第一也是最大的利益。政府必须坚持教育利益的“国家化”,而不是以狭隘的体制性利益、地方性利益、本位性利益或利己性利益为目的,去引导、举办、管理教育。明智的政府是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最有力的手,而对民办教育实行体制性歧视,已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最大阻力。教育利益中绝对不能没有国家利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民间资本,都要把自身的利益获得建立在国家、社会、学生利益顺序之后。所以地方政府不能把自身的行政“形象”效益凌驾于国家、社会、学生和其他教育举办者的利益之上

2、,民间资本举办教育同样不能有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趋向。在教育资源稀缺的今天,要快速、高效地发展中国教育,高教办学体制多元化是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的必然抉择。只有牢牢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一个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为教育现代化快速推进的新制度。    一、巨额投资:实现高教大众化的巨大压力根据国家新的目标与趋势,2020年全国毛入学率可能要达到35%以上,每年递增1%,净增105万招生量。依此2020年大学在校生应为3685万人,比2004年净增1685万人。按国家所规定的基本办学条件测算,从当前的教育投入初始成本来看

3、,每新增一个普通高校大学生,约需要投入4.5万元以上(广州大学城是全国最大的大学城。其每个学位平均投入初始教育成本为15.7万—16.7万元)。而按照这一大众化高教发展目标(假如不计现有大学的扩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国在2004年后的16年里共需新建立1685所、平均每年新建105.3所、平均每个省每年3.5所的万人大学(不含港、澳、台),每年新建大学的基本办学总投入达473.91亿元(不变价),共需7582.5亿元,相当于2002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4%(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到2004年才占国家GDP的3.19%)

4、。或全国平均每年新建5个,共85个能容纳20万名大学生的大学城,需25275亿元资金,3825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广东省拟定的大学毛入学率2007年为25%,2010年为30%,2015年为40%,2020年为50%。按照这一目标,广东省在2003年后的17年里共需新建立155所、平均每年新建9.14所万人大学,每年新建大学的基本办学总投入达41.1亿元,共需698.8亿元,相当于2003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5.20%(全省财政性教育经费,2003年才占GDP的2.74%,到2004年与之水平相当),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21.

5、30%,是全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53.22%,是2005年广东省级财政安排总收入的1.4倍;或相当于要新建8个能容纳20万学生的新的“广州大学城”,共需2400亿元资金和400平方公里的地盘。可以肯定,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对我国、对广东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压力。要解决这一时间、目标和成本支出的巨大落差问题,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发展观,并做好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即政府包办高等教育的政策惯性必须遏制,整个高教投资与办学体制急需改革,新大学、新空间必须有新的体制和管理,教育制度安排必须讲发展讲效率,必须有利于大量吸纳社会资本和

6、精英,使其成为大学发展的核心资源。其中,始终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方向原则,是实现我国高教大众化的关键前提。    二、高教体制多元化: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的必然抉择教育利益国家化是一种发展教育的价值取向,是指发展教育必须把国家的利益作为第一的也是最大的利益;不论何种体制的学校,都必须遵循这一公益特征的方向。特别是,政府必须坚持教育利益的“国家化”,而不是以狭隘的体制性利益、地方性利益、本位性利益或利己性利益为目的,去引导、举办、管理教育。发展教育必须坚持体制创新,而不要仅仅局限于财政的角度。如果说,中国教育发展不快最初是因为穷,

7、但今天我们已经走过真正贫穷的时代,发展中国的教育现在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容纳钱的体制。中国的教育只有采取多渠道、多方式、多元化体制,才能快发展和大发展。放弃了多种渠道、多种体制模式,就是放弃了加快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机遇。在中国整个教育体制上,还存在着严重体制性的歧视,即没有把中国的公办、民办教育一视同仁地全纳入社会主义国民教育体系里面,进行同一化体制对待。要始终坚持“发展”硬道理,就要始终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的指向。如果没有到位的体制大变革与创新,就没有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今天,最重要的是大力推进民办教育,不断扩大其占整个国民

8、教育的份额。到2020年,民办教育占整个国民教育的份额目标可以是义务教育阶段的15%—20%,高中教育的40%,大学教育的60%,职业教育的80%,学前教育的近100%。即:从现在开始,绝大部分新筹建大学均采取民办或混合体制(股份、合作)举办;把现有的部分大学(含部分本科)逐步分别改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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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利益国家化是高教大众化的关键——兼谈民办高教发展教育必须把国家的利益作为第一也是最大的利益。政府必须坚持教育利益的“国家化”,而不是以狭隘的体制性利益、地方性利益、本位性利益或利己性利益为目的,去引导、举办、管理教育。明智的政府是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最有力的手,而对民办教育实行体制性歧视,已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最大阻力。教育利益中绝对不能没有国家利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民间资本,都要把自身的利益获得建立在国家、社会、学生利益顺序之后。所以地方政府不能把自身的行政“形象”效益凌驾于国家、社会、学生和其他教育举办者的利益之上

2、,民间资本举办教育同样不能有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趋向。在教育资源稀缺的今天,要快速、高效地发展中国教育,高教办学体制多元化是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的必然抉择。只有牢牢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一个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为教育现代化快速推进的新制度。    一、巨额投资:实现高教大众化的巨大压力根据国家新的目标与趋势,2020年全国毛入学率可能要达到35%以上,每年递增1%,净增105万招生量。依此2020年大学在校生应为3685万人,比2004年净增1685万人。按国家所规定的基本办学条件测算,从当前的教育投入初始成本来看

3、,每新增一个普通高校大学生,约需要投入4.5万元以上(广州大学城是全国最大的大学城。其每个学位平均投入初始教育成本为15.7万—16.7万元)。而按照这一大众化高教发展目标(假如不计现有大学的扩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国在2004年后的16年里共需新建立1685所、平均每年新建105.3所、平均每个省每年3.5所的万人大学(不含港、澳、台),每年新建大学的基本办学总投入达473.91亿元(不变价),共需7582.5亿元,相当于2002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4%(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到2004年才占国家GDP的3.19%)

4、。或全国平均每年新建5个,共85个能容纳20万名大学生的大学城,需25275亿元资金,3825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广东省拟定的大学毛入学率2007年为25%,2010年为30%,2015年为40%,2020年为50%。按照这一目标,广东省在2003年后的17年里共需新建立155所、平均每年新建9.14所万人大学,每年新建大学的基本办学总投入达41.1亿元,共需698.8亿元,相当于2003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5.20%(全省财政性教育经费,2003年才占GDP的2.74%,到2004年与之水平相当),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21.

5、30%,是全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53.22%,是2005年广东省级财政安排总收入的1.4倍;或相当于要新建8个能容纳20万学生的新的“广州大学城”,共需2400亿元资金和400平方公里的地盘。可以肯定,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对我国、对广东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压力。要解决这一时间、目标和成本支出的巨大落差问题,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发展观,并做好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即政府包办高等教育的政策惯性必须遏制,整个高教投资与办学体制急需改革,新大学、新空间必须有新的体制和管理,教育制度安排必须讲发展讲效率,必须有利于大量吸纳社会资本和

6、精英,使其成为大学发展的核心资源。其中,始终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方向原则,是实现我国高教大众化的关键前提。    二、高教体制多元化: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的必然抉择教育利益国家化是一种发展教育的价值取向,是指发展教育必须把国家的利益作为第一的也是最大的利益;不论何种体制的学校,都必须遵循这一公益特征的方向。特别是,政府必须坚持教育利益的“国家化”,而不是以狭隘的体制性利益、地方性利益、本位性利益或利己性利益为目的,去引导、举办、管理教育。发展教育必须坚持体制创新,而不要仅仅局限于财政的角度。如果说,中国教育发展不快最初是因为穷,

7、但今天我们已经走过真正贫穷的时代,发展中国的教育现在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容纳钱的体制。中国的教育只有采取多渠道、多方式、多元化体制,才能快发展和大发展。放弃了多种渠道、多种体制模式,就是放弃了加快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机遇。在中国整个教育体制上,还存在着严重体制性的歧视,即没有把中国的公办、民办教育一视同仁地全纳入社会主义国民教育体系里面,进行同一化体制对待。要始终坚持“发展”硬道理,就要始终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的指向。如果没有到位的体制大变革与创新,就没有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今天,最重要的是大力推进民办教育,不断扩大其占整个国民

8、教育的份额。到2020年,民办教育占整个国民教育的份额目标可以是义务教育阶段的15%—20%,高中教育的40%,大学教育的60%,职业教育的80%,学前教育的近100%。即:从现在开始,绝大部分新筹建大学均采取民办或混合体制(股份、合作)举办;把现有的部分大学(含部分本科)逐步分别改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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