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苏南土改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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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析苏南土改往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建立的国家，革命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民主集中制是富于弹性的制度，民主与集中的平衡点应随时移动，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残酷的战争年代，平衡点向集中方向移动是难以避免的，高度集中的组织体系是中共能够统一中国、重建政治秩序的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入和平建设年代，平衡点本该向民主方向移动，以利于发挥人民的创造性活力。然而，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有巨大惯性，革命党转化成执政党并不容易，加上中国漫长专制传统中形成的民众心理，出现了对领袖近乎狂热的个人崇拜，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

2、，最终导致了大跃进、三年困难和文革的灾难。文革结束后，党的组织机制逐渐恢复运转，但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并没有找到走出困境的新方向，国家徘徊不前。虽然中共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了偏于集中的传统，但民主机制也顽强地发挥着作用，在某些重大历史关头，甚至发挥着扭转乾坤的决定性作用，这特别体现在1935年遵义会议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两次充满民主气氛的会议都推出了更有能力的新领导集体，开辟出新的大发展期。这说明民主集中制有很强的适应性，民主的纠错能力有时确实可以挽救危局。改革开放以来，鉴于文革的深刻教训，党内民主得到发展，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实现了制度化。最近30多年

3、，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产阶级日益壮大，人民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中国以及中共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深刻变化，党内民主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现代化程度高，人口稠密，地权复杂，百业发达，这里所反映的农村情况，具典型性的意义。以管窥豹，可以对全国各地土改后的共性问题有所认识。苏南是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为土改的需要，在苏南农村曾进行了大规模调查。1950年5月，中共苏南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做出《苏南农村土地制度初步调查》的报告，该报告讲：苏南地少人稠，如以农村总人口与可耕地总亩数相除，每人平均约2.1亩。从地权上看，苏南的地主阶级，为总户数2.33%、总人口3.02

4、%，占有36.19%的土地(包括公地在内)。如去掉公地，地主阶级占有土地为30.87%。平均每人20.57亩。可见，苏南农村的土地情况，并非土地占有的高度集中，而是人地关系紧张。并且，相对土地所有权而言，土地使用权的情况更要复杂得多。苏南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的业底佃面情况，占到十分之七八。田面权的地租，一般为正产量的40%。另外，农业经营方式的效率，也不仅仅体现在土地收益上。农民的兼业(副业、打工、经商)收入，往往高于务农的土地收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苏南农村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地关系的紧张，提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丰富性和生产要素组合的多样性。苏南农村是一个相对和谐而

5、分工有序的社会，在人口密度最高，人均耕地最少的地方，创造出了长盛不衰的繁荣。苏南农村社会分工复杂，商品经济发达，城乡联系紧密，给农民创造了更多的谋生机会。阶级冲突并不明显。无论人们有无土地，只要勤劳工作，就能维持温饱的生活。可以想见，在这种地方，革命是不易发动起来的。在苏南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在建国之后，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起来的。苏南的土改运动，一开始阻力很大。许多人都不接受阶级斗争理论，论证江南无封建，江南地主文明，不需要进行土改。即使是一些赞成土改的人，也不赞成北方农村土改的激烈斗争，希望采取和平土改的方式。政务院副总理、苏南籍民主人士黄炎培，还向毛泽东转送了家

6、乡亲友反映苏南土改激进问题的来信，以求缓颊。态度最为鲜明的还是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董时进是留美归来的农学博士，一直致力于中国农村的建设工作，还曾组织过中国农民党。1949年12月，董时进以农业经济专家身份上书毛泽东，力陈中国土地制度的合理性，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并非封建性质，地主大都是勤劳节俭起家的良善百姓，建议土地改革缓搞或不搞。江南无封建的论点被严厉批驳了。1950年2月4日，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特别强调指出：江南沪杭宁三角地区的农村经济，表现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农村封建势力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的错综复杂的形态，但

7、基本上并未改变一般农村经济的半封建性质。苏南农村的改造步骤是先搞减租，组织农会，再搞土改。苏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分为三个阶段，执行了新区土改保持富农经济的政策。到1951年9月，全区土改完成。土改运动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在苏南地区有着比较完整的体现。新区土改和老区土改，在目的性上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说，在夺取政权时期，土改的意义是动员农民，支持革命战争;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土改的意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共同纲领》第二十八条讲：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所以，新区土改运动的成效，是需要落实在经济绩效上的，看其对发展农业生产有无促进作用。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