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天天文库
浏览记录
ID:9704144
大小:63.50 KB
页数:15页
时间:2018-05-05
《关于中国人的流氓性以及明代流氓阶层膨胀的社会原因的几点看法》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关于中国人的“流氓性”以及明代流氓阶层膨胀的社会原因的几点看法关于流氓文化与中国国民性问题首先就“流氓”的概念问题谈一点看法。在社会生活中,什么样的人算是“流氓”,恐怕是见仁见智,难衷一是。陈宝良曾对“流氓”的定义问题进行分疏,认为“流氓”有广狭二义,广义上的“流氓”泛指“无业游民”,狭义上的“流氓”则专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可见,“流氓”的队伍虽然成份庞杂,大体上还是有其可以辨识的共同特征的。土匪、游丐、习拳舞棒者、帮会人员、纨裤子弟、帮闲之类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虽大多带有流氓气,但与正牌流氓还是有一定
2、区别的(陈宝良,1993:2、32-37);至于将政坛上的背信弃义、心狠手辣、蝇营狗苟一类的人物称为“政治流氓”,将无行文人称为“文痞”,甚至将“奸商”也视同流氓等等,则更是对“流氓”概念的扩展和延伸。笔者认为,在对流氓问题进行专门性的学术讨论时,最好不要把“流氓”的范围推衍得过于宽广,否则就会出现“泛流氓化”的倾向。王文将官场上的贪赃枉法、谄事上司以及商业交易中的欺诈一概都视之为流氓行为,概念使用就略显泛化。当然,王文将“流氓”概念加以泛化,并非是对词语的滥用,而是有意识的,目的是凸显和强调流氓因素在中国
3、社会文化构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王文认为,“流氓文化在国民性格中的植根,是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明清社会)遗留给以后的国人最主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它给中国后来命运带来的惨痛和‘走出中世纪’进程的阻力之大,也许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可见,王文是将“流氓文化”上升到“国民性”的高度加以研究的,它试图告诉人们,“流氓性”早已弥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并深深地植根于国民心理之中,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中国之所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罪于中国人的这种“病态国民性”。王文的这种研究方法和结论,令人
4、颇有似曾相识之感。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国民性”(或曰“文化精神”、“国民心理”等等)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人们或是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病根,或是为了探求民族复兴的契机,纷纷给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把脉定性,所得结论五花八门。一位学者在阅读了一本汇集了有关中国国民性的各种观点的资料集(沙莲香主编,1989)后,不免感慨系之:“中国人居然既被说成‘诚实’的,又被说成‘说谎’的,既被说成‘中庸’的,又被说成‘极端’的,既被说成‘智慧’的,又被说成‘愚昧’的,既被说成‘知足’的,又被说成‘贪婪’的,既被说成‘平和’
5、的,又被说成‘残虐’的,既被说成‘省俭撙节’的,又被说成‘好色逸乐’的,既被说成‘富有商才’的,又被说成‘非功利主义’的……”(刘东,1997:119)这些议论基本上都是有感而发的情绪宣泄,普遍存在着攻其一点(或颂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问题,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对中国国民性的概括也会大相径庭。必须说明,笔者发出上述议论,并非认为不应该研究“国民性”,而是希望这类研究能够建立在更加坚实的资料基础和更加严密的逻辑推理之上,否则所得结论便不过是一种感情发露。笔者从王文中所得印象便是如此。王文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国民
6、心理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流氓性”,而造成流氓文化蔓延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则是中国的极端专制主义政体。的确,中国存在着不断趋于强化的君主专制政体,社会上也始终存在着为数众多的流氓,但这两种同时并存的现象之间是否一定存在着因果关系或高度的正相关性,还需要从事实和理论的层面加以证实和分析。王文引用了一些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如舍勒认为“就整个人类而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民族”;赖希认为专制政体会造成“权威主义性格”,即底层人物的心理具有相反相成的
7、两个基本的侧面,一面是对政治权威的畏惧,由此导致对自我个性的强烈抑制,另一面是对专制权威的渴望,希望通过获得和加盟于专制权威而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显然,王文若想用这些理论印证自己的看法,还需要若干环节的逻辑推论。比如,“权威主义性格”是否等同于“流氓心理”,或者一定会造成“流氓心理”?“专制体制”下的传统中国人是否真得比“民主体制”下的西方人更“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王文还引用了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关于“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孟德斯鸠,1987:316)的说
8、法,认为孟氏深刻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的专制性与国民的流氓性格之间具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实际上,孟氏对中国并无多少了解,他只是根据来华的欧洲商人所谓的中国人在贸易中盛行欺诈的报道,就得出了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的结论;而当时在华时间更久的传教士与商人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他们认为中国政体的指导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但孟氏不予采信。另一位法国思想家魁奈就认为孟氏的大胆推测都是“似是而非的推论”
此文档下载收益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