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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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2）三　　交通设施、交通工具、交通技术的研究，是认识交通总体结构之历史文化作用的基础。中国交通史研究重视实证性的特征，也因此得以体现。　　这一层面的研究，以交通道路考定所受到的重视最为突出。上文说到的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等论著，主要成就在于推进了交通道路的研究。此外，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收入《河山集》第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章巽《秦帝国的主要交通线》(《学术月刊》1957年第2期，修改后题为《秦帝国的主要交通线及对外交通》，收入《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等学术论文，也都以交通道路的规划

2、与建设作为主要论述对象。史念海实地考察秦直道的成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陕西师大学报》1975年第3期，《文物》1975年第10期)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普遍重视，此后又有一系列新的考察报告和研究论文发表(注：参看王开《秦直道亲探》，《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贺清海、王开《毛乌素沙漠中秦汉“直道”遗迹探寻》，《西北史地》1988年第2期；孙相武《秦直道调查记》，《文博》1988年第4期；延安地区文物普查队《延安境内秦直道调查报告之一》，《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质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收入《河山集》第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1991年；史念海《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再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期，收入《河山集》第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吕卓民《秦直道歧义辨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期。)。尽管认识未能完全一致，但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论点的推出，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关于秦直道的讨论，可以看作反映中国交通史研究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的实例。　　关于历代交通条件的研究，历史地理研究者贡献殊多。一些学者有较为集中的研究成果。史念海的《河山集》已经有6集面世，收入涉及古代交通的论文20余篇。除了前面说到的论文外，又有《三门峡与古代漕运》(《

4、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论济水和鸿沟》(《河山集》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函谷关和新函谷关》、《论雁门关》、《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与王北辰先生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河山集》第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河西与敦煌》(《河山集》第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汉中历史地理》(《河山集》第6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都有相当大的学术影响。又如李之勤的论文集《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中，第1编为“汉魏驿道研究”，第2编为“唐代驿道研究”，第3编为“宋元驿道研究”，第4编为“古代航道和桥梁研究”，共收有关于

5、交通史的论文27篇。蓝勇的论文集《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收有交通史论文22篇。这些当然并不是他们有关研究的全部成果。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些交通史研究者注重实地考察的工作方法使得他们的研究收获具有的科学性可以超过仅限于在　五　　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维持生存的首要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以交通发达程度为必要条件。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生产组织管理形式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成千成万倍地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相反，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每一种发明往往“必须重新开始”，

6、历史上甚至多有相当发达的生产力和一度极灿烂的文明由于与其他地区交通阻断以致终于衰落毁灭的事例。(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由于腓尼基民族被排挤于商业之外，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长期失传了。另外一个例子是中世

7、纪的玻璃绘画术的遭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61页))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看，交通网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甚至交通的速度也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节奏有重要的影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页)　　中国交通史研究学者可以说很早就已经对于交通与社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