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研究百年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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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和下西洋研究百年回眸21世纪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时代。回顾历史，全球化自海洋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从各自相对闭塞的陆地走向海洋，最终走向了整体世界的历史。人类大规模走向海洋，始于15世纪这一海洋世纪，由郑和下西洋开其端。15世纪末，西方航海东来，东西方向海洋的探索，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生存和交往的空间及内涵，使人类历史发生了重大变革，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里程。郑和下西洋研究是20世纪兴起的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当我们缅怀20世纪对中外关系史做出杰出贡献的前辈学人时，可以发现作为中国

2、中外关系史研究奠基人的向达、冯承钧、郑鹤声、张星娘、章巽、韩振华等先生，他们的奠基作用在郑和下西洋研究方面都有着突出的体现。虽然严格地说，下西洋研究并不仅仅始于20世纪，但是，以近代思维来审视郑和与中西关系，却是在20世纪初才开始的。郑和下西洋研究的百年历程，也就是中国中外关系史乃至中国史学百年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的回顾也不应是平面叙述，而应当立体地审视和总结。为了纪念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诸位前辈，下面对百年来郑和下西洋研究(以中国为主)的主要学术发展脉络，分为前后期作一简要的梳理，并谈及个人的一点思考，尚祈教正。一、

3、20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研究奠基时期20世纪前半叶，是郑和下西洋研究的奠基时期，可以分为起步——第一次高潮——余绪三部分。(一)不同寻常的起步。20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研究与新史学的诞生同步产生，这正是研究开始的不同凡响之处。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以笔名“中国之新民”发表《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新民丛报》3：21，1905年)一文，这篇文章对于传统史学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这位中国现代史学之父，一方面有慨于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的现实，另一方面，有感于传统旧史学的弊端，针对当时国民只知“家”，不知“国”，更不

4、了解“国”以外还有一个世界，他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独树一帜倡导新史学。梁启超将普通国民身份意识的启蒙作为史学的功用，指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新史学的意义就在于启蒙“国民意识”，因此，探讨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这一重大命题，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新史学的题中之义。《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这篇文章，在《新史学》之后发表，是梁启超史学革命思想理念的一个合理延伸。梁启超充分肯定郑和是祖国伟大的航海家，对郑和投以关注决非偶然，这不仅是因为他关注航海，而且也是他对中国在世界所处空间位置的定位思考。

5、由此看来，我们也可以说郑和下西洋研究自一开始就与中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是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换的一个典范。(二)30年代前后第一次研究高潮。1．重要史料的发现和整理。30年代研究高潮迭起，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下西洋重要文物资料的发现、披露、整理和考证，对研究起了重要奠基作用。如果说梁启超在世纪初的论文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具有开拓意义，自此为郑和下西洋研究奠定了中西比较的框架的话，向达(觉明)1929年的《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小说月报》1929年第1号)一文，则不仅率先将相关重要资料——

6、罗列出来，而且通过对史料的细致考证，为下西洋研究打下了3．出现了专门讨论。1936—1937年，在《禹贡》杂志上，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质进行了一次持续一年多的学术讨论。1936年年初，吴晗发表《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1卷1期)一文，此后《禹贡》发表许道龄(《禹贡》5卷1期，6卷6期)的不同看法。同时，吴晗(《禹贡》5卷7期)、李晋华(《禹贡》6卷1期，6卷10期)、童书业(《禹贡》6卷2期)等人展开热烈讨论。吴晗全面论述中国与南洋关系，重点在下西洋与南洋的贸易联系，提出下西洋目的以经济为主的观点，而许道龄

7、、李晋华等学者则以为不然，他们认为下西洋是以宣扬国威，踪迹建文等政治目的为主。持不同观点的双方各自发表论文讨论了一年多，最终以童书业《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禹贡》7卷1、2、3合期，1937年)一文结束。(三)余绪。40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现了对郑和宝船尺度的质疑。管劲丞《郑和下西洋的船》(《东方杂志》1947年)一文，首次对《明史》记载中“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提出疑问，他认为尺度太大，不可思议，并根据郑鹤声发现的南京静海寺残碑，提出了宝船为二千料船的观点。总括这一时期郑和下西洋研究的特征：资料发现和整理，结

8、合翻译和吸收中外研究成果，为以后郑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郑和研究的热点在这一时期也显露出了端倪。大多数研究者如向达、冯承钧等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接受和吸收西方实证史学，体现了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方法的结合。二、20世纪5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