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多余人”形象与郁达夫笔下“零余者”形象的异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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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文学“多余人”形象与郁达夫笔下“零余者”形象的异同分析关键词：零余者；多余人；郁达夫；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俄国文坛，曾经涌现了一系列刻画多余人形象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多余人日记》和《罗亭》，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等。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出身贵族，接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拥有着优越的条件和天赋。他们洞察到了但是俄国社会和农奴制的弊端，并且渴求改良，渴望有所作为，但是自身阶级局限和时代环境使他们坠入一事无成

2、庸庸碌碌的困境之中。因此，他们被称之为多余人。无独有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同样出现了类似于多余人的人物形象。他们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一样，体现着多余人的特征，与此同时，他们又反映着各自的时代特征。而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的创，不同的民族文化又决定了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多余人这个人物形象名词于屠格涅夫的一部小说《多余人日记》。里面的主人公丘尔卡图林被形容成四轮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然而面对这部有着开山之作意义的作品，德鲁日宁却认为这部中篇小说单薄，片面，令人厌倦，指责有一种在每一个主人公身上只看到

3、他们软弱，易受刺激，病态的方面的倾向。多余人不是一个静止而片面的概念，其人物形象从出现到结束也历经了一个变化和发展直至衰落的过程。西方文化和思想在十九世纪时涌入俄国上层社会，一批正在成长的青年贵族成为最先的受难者。古老的俄国传统文化与新进的西方文化产生猛烈碰撞，而这一批青年贵族在这种碰撞中获得了思想的解放和另一双眼睛。而这冲击的余波也让他们像水中漂泊的浮萍一样失去了方向。两种文化的夹击下，他们被撕裂、挤压，进而从以俄国本土文化为基底的社会中剥离出来，沦落为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罗亭、毕巧林、丘尔卡图林、拉

4、夫烈茨基、奥勃洛摩夫等人正是他们的代表。因为已经看见，所以不可能无所作为。俄国文学中一系列的多余人所走的，是一条寻找自身位置的路途。因为已经发觉，所以他们不可能在继续糜烂于俄国上流社会中频繁的舞会当中。同时，因为生为贵族，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的俯下身子，寻找自己的同伴。于是，在强烈的责任感与孤独感的挤压中，他们被挤掉社会的对立面。叶甫盖尼•奥涅金厌倦了贵族奢华的舞会，却只能在外出漫游中迷茫地寻找生活的方向；毕巧林投身于不断的冒险和挑战中，以求征服而达到生活的目的，然而无论他怎么样的消耗精力，都无法填补自身的虚无

5、感；罗亭以投机取巧周旋于俄国上流社会，然而却无法逃脱沉重的社会责任感给予的重担，独自呼喊，独自反抗，独自逆流而上，最后在巴黎公社巷战的枪林弹雨中阵亡思想与行动，精神与现实的脱节，让处在这二元的夹缝中的他们痛苦不堪。在沉默中堕落，或是在反抗中阵亡，奥勃洛摩夫式的生活和罗亭式的斗争，成为众多多余人都必须要去做的一道选择题。然而，当一切反抗都已经失败，一切沉默都沦为苟且，俄国多余人以自我的毁灭而退出历史舞台。俄国多余人的产生，并不是巧合或者创的无意为之，而是在十九世纪俄国的大环境所孕育的必然的结果。无论是多余人这一系列形象，

6、还是这些形象的塑造者，都无一例外属于俄国贵族阶级中的小贵族。他们受益于此，却也受害于此。自彼得一世而起的俄国贵族政治，让贵族的特权地位得以逐步确立，而随着贵族政治的逐步稳固，有别于平民的贵族文化逐渐兴盛，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成为俄国上流社会的主流，加之对于文化教育的重视和首都贵族与地方贵族的流动，产生了西欧文化与俄国本土文化的一次碰撞，成为多余人产生的主因。然而在这个时期，贵族生活方式和思考模式的变化更多地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上，盲目崇拜西欧削弱了俄国贵族的民族特征。他们一面因官方教条的洗脑而忠实地拥护着教皇和专制制度

7、，一面又在了解失误的政策带来的灾难后对专制制度产生了怀疑。沙皇的改革使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行为文化差距逐步扩大。这种差距，让觉醒后的年轻贵族永远的与民众脱离，只能多余地独自奋战，最后默默地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中，以郁达夫作品中的零余者形象最为典型。所以这一部分以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来进行分析。同俄国的多余人相比，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有着很多共同的特征：同为最先接受西方思想文化而觉醒的青年人；封建势力猖獗，社会矛盾尖锐，以谋求变革；同样的无所作为，孤独而无奈的悲哀。中国并不像俄国那样是自主变革，将西方文化请到自

8、己的国家。中国西化的进程，是以一种残暴而疯狂的方式进行的。中国虽是大国，却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支离破碎。西方文化思想，成为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用以救国的稻草。然而，独自奔走呼喊的他们却得不到一点回声。同时，强大的封建桎梏是一个密不透风的铁屋，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中窒息呻吟。而中国传统文人的软弱也随着中国传统文化深入到他们的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