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业时代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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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工业时代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　　论文摘要：90年代初期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具有的无功利与功利的双重性，表征了知识分子试图在文学的自律性与文学的他律性研究之间建立对话关系。但是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其强烈的功利性消解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双重性。中国文学理论在全球化语境中面临寻找新的表述方式的任务，恢复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合法性将有助于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关键词：审美意识形态；文化工业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批评　　在新时期的文学理论中，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提出者是童庆炳与钱中文。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199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在新时期的大

2、学文学理论教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全国数十所师范院校的教材，它传达的文学理念经过中学教师的传授就具有广泛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童庆炳撰写的研究生教材《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提出的“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理论，对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一书的基本哲学观进行了整合性的阐述。童庆炳近来发表的两篇文章都是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强调，与教材相比较，并没有新的突破。在童庆炳的论述中，他着重强调的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双重性。他认为这种双重性根源于审美与意识形态的非功利与功利、情感与理性的交融与冲突。不过，这种具有无法梳理的双重性质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基本上取代了70

3、年代的文学反映论。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国的文艺创作开始出现了转向，即从对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书写转向对大众生活的关照。这种关照不是知识分子的主动诉求，而是在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社会性策略。如当时以先锋小说家形象走向文坛的一些作家纷纷亮出了“新写实小说”的大旗，1988年到1989年《钟山》举行了“新写实主义小说大展”，以王朔、刘震云、池莉、苏童、叶兆言为主要代表，他们的小说在平静的叙述中消解作者的道德评判，主人公也以市井人物来担任，这种小说预示着日常生活和市井人物成为表述中心的趋向，也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表征。新写实小说是整个文艺转型的先兆，预

4、示着文艺活动中心的改变：如果说80年代是作家的时代，那么90年代就是读者的时代，文学活动从生产的时代转向了消费的时代。这个时期出现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准确把握了这种转向的趋势，它试图在对80年代的文学的审美自律性研究与即将全面出现的泛文学的研究之间架起对话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就成为80年代文学自律性与90年代泛文学研究的交接仪式。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文艺既不完全属于实践领域，同时又不完全属于纯粹的精神领域，它是横跨于实践和精神领域之间。文艺为人类主体和社会秩序提供了形象化的图式，在这个图式里，它连接着精神与现象、理论与实践。在文艺

5、与现实的对话中，文艺完成了对现实的超越，同时也实现了对创作者个体的超越。因此，在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表述中，我们既可以寻觅到80年代的作者理性主体形象，又能感受到90年代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功利性特质。在这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双重性中，既能保留80年代作为人类精神代言人的知识精英的权威，又为他们大众文化的消费时代保留着话语权力。因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充分显示了知识分子试图在文学的纯美世界和泛文学的世界都保留自己位置的梦想。他们大多不甘心失去曾经拥有的精神权威，因此在90年代，他们都曾经为此作过努力。1994年知识精英阵营的《读书》杂志发起了对“人文精神

6、”的讨论，知识分子面对大众在物欲的狂欢中的“乐不思蜀”而痛心疾首。在充斥着金钱的物质世界里，消费成为社会身份的认同的主要形式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话语就丧失了厚实的基础。但是，从人文精神理论话语的提出到分析，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当时知识分子对自己失去了精神权威的留恋。但是，中国并未按照思想家们在书房中预设的那样，走向一条价值关怀的人文精神的解放道路，而是向着另一个方向越走越远。回荡在90年代的国学热中的依然是知识分子对权威的留恋。当时所推崇的陈寅恪、章太炎、顾准等人，这些学者在20世纪的末期受到的推崇，不是他们的学术，而是他们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桀骜不驯的人格

7、自律的形象。正如卡西尔所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书写者的历史。9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书写这些国学大师的时候，表达的是他们对自己曾经拥有的知识权威的回忆和留恋。因为那一次的国学热并没有为国学的理论建设带来实质性的意义，除了让人们再次领略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的权威以外就所剩无几了。当然，上述回忆是短暂的，随着王朔一类的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形象被知识分子群体的接受，他们内部的转型也就得以完成，即由80年代的精神立言转为替自己的物质立言。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也迅速改变了改革初期出现的脑体倒挂现象，知识分子裹挟着文化资本很快就成为市场经济的大众文化英雄。因此在这个

8、意义上，知识分子在消费社会并未边缘化。所谓的边缘应是指他们作为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