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比较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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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比较研究综述从目的论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具有明确的直接目标导向，这就是，逐渐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过程论的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探索性的过程。其他转轨经济国家采取理性主义的改革方式，即通过理性的分析、预测，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制定一揽子的改革与转轨计划，激进快速地实施改革与转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不乏理性主义的色彩，即注重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借鉴，注重改革推进方案的理论逻辑，注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与转轨理论，在一些具体改革上也注重“一揽子”方案的设计，如在改革中注意配套措施的推进，

2、但是，从改革的推进过程上看，中国避免了“大推进”式的改革方案，而是采取循序渐进，由试验到推广，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9]洪银兴则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认为：“中国的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不能不触及到竞争性市场和产权制度。中国的市场化有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创造竞争性市场，当前阶段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下一阶段是培育现代市场。”[10]盛斌则利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从改革的“政治逻辑”角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比较了“实验主义说”与“趋同主义说”的差异。盛斌认为：“中国改革的进程是与一次又

3、一次的思想解放相紧密联系的。每一阶段的改革都是以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上的理论突破而开始的。”[11]外国学者（多为中国问题专家）则多以旁观者的身份，从国际比较或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角度，以比较冷峻的眼光来研究和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例如著名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就称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而言无异于‘第二次革命’，它不是那种毛泽东式的‘疾风暴雨’的革命，而表现为有序而缓慢的变革，但它所引起的变化比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甚至更为深刻，……必须看到邓小平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有根本性的区别，他们把中国引向

4、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12]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近藤邦康与和田春树在他们合编的《改革与改革开放——中苏比较分析》（1993年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则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划分成以下五个阶段（他们是以最高领导人的更选和政策的变化为依据进行阶段划分的）：（1）转向改革开放（1978年12月—1982年9月）；（2）改革开放取得进展，问题也日趋明显（1982年9月—1987年1月）；（3）改革路线的继续与天安门事件（1987年1月—1989年6月）；（4）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紧缩（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９９１年９月）；（5）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

5、91年9月—）。至于为什么从1991年9月划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而不是像国内学者一般以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线，他们的理由是：1991年9月末，召开了党中央工作会议，宣告三年的治理整顿结束，呼吁国营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革。大约一个月后，公开发表的江泽民的总结讲话强调了经济建设中心和发扬民主，指出如果我们党本身不腐败不变质，那么谁也不能使我们和平演变。这同曾强调反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7月1日中共创建70周年的演说相比，显然论调变了。[13]三、关于改革效果的分析周业安认为：“仅对改革过程的规范分析肯定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一些学者

6、发现，中国与前苏联的‘改革起点’是不同的。用改革起点的差异来解释改革绩效的观点等于否定厂改革路径本身的作用，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回答渐进式改革路径和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必须考虑改革方式的资源配置效应。利用—个简单的“主导部门—竞争性边界”模型，可以证明在改革初期继续维持旧体制而不瓦解它，对于保持改革后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并且体制外增量改革及体制内增量改革都有助于生产的增长利市场化本身。其他模型也证明，通过谈判的方式来逐步界定政府与企业的权利关系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改进。同时，有人用一个国有部门的主导厂商模型进行模拟，发现只要存在进入竞争性边界的强烈反

7、应，对产出增长来说，改革的起点虽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特别是改革之初大量集体经济企业的存在反而降低厂个体经济的进入速度，而且同有企业对补贴的程度的微小变化会产生较大产出效应，这使得逐步取消国有企业的补贴有助于确保改革过程中产值增长的持续性，从而避免了前苏联的经济大滑坡。”[14]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赵人伟认为：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一大二公”的格局，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市场机制在一些重要领域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设有了显著进展，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取

8、得了重要进展，通过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等体制的改革，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已经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