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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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的新视角　　摘要：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中国和东盟各国积极推进CAFTA的发展。运用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对CAFTA的发展做些初步分析。CAFTA具有经济基础比较脆弱、非经济因素敏感、具有合作博弈愿望等特征，因此，推进CAFTA的建设，政府的决策要综合考虑经济、政治和国家的战略目标，超越利益集团的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型体制的积极作用，发展产业内贸易；同时，CAFTA要分步骤、分层次发展，并且努力扩大经贸合作的规模。　　关键词：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区域一体化　　　

2、　一、　　（三）双方存在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合作博弈的愿望　　CAFTA经济基础比较脆弱，非经济因素敏感，但是框架协议的确立也反映了双方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的现实和合作博弈的愿望。贸易的政治经济学所讲的相互依存，是指的需要彼此付出代价的交往活动，包括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的交易或者博弈。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要求可预见和可控制结果的规则和程序，同时这种依存关系也只能存在于这些规则和程序之中。这些规则和程序就是国际机制，比如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安排。CAFTA框架协议的签署正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反映。　　同时，CAFTA框架协议的签署也反映了双方合作博弈的愿望，这种合作博弈的愿望至

3、少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虽然CAFTA存在着许多非经济因素的障碍，但是在追求国家权力的博弈中，双方的合作至少提供了彼此都受益的可能，如果不合作则很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第二，中国和东盟各国都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的组成部分，尽管双方因为各自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利益分配而进行竞争，但是合作才能更好地与产业链的主导方进行博弈；其三，面对欧盟和NAFTA加速发展的国际竞争态势，中国、东盟和东亚地区的其它国家，是否能够并且如何实现某种形式的区域合作，就直接关系到东亚地区的各个经济体如何面对欧盟和NAFTA的挑战，参与全球经济竞争。　　　　三、结论　　　　第一，政府的决策要反映

4、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同时在必要的情况下，政府也要超越利益集团的诉求，从国家长远和根本的利益出发，进行决策。一方面，尽管双方都存在政府主导型的特征，但是东盟主要国家都已是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企业集团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力量。政府的决策，包括贸易政策的制定，应该反映市场主体的要求。由于CAFTA非经济因素具有敏感性，那么调动企业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积极性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民间先行”的非经济因素顾虑较少，在企业逐渐探索出成熟的合作机制之后，政府再进行决策，这样可以降低决策的风险性。另

5、一方面，现有的利益集团都倾向于维护自身的既得市场地位和势力，因而它们会做出各种努力影响政府的决策，包括在政治、舆论、选民、民族或宗教等方面施加影响。这些努力不单单是维护利益集团本身的垄断利润，还有的是保护落后，这样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会影响国家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超越利益集团的诉求，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进行决策。　　无论在中国还是东盟主要国家，具有垄断地位的利益集团往往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利益集团既有可能成为CAFTA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有可能成为主要的障碍因素，因此政府做出决策时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型体制

6、积极面的作用，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扩大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如果一些国家的贸易结构原本是产业间贸易，而且存在要素禀赋相似的条件，那么一体化创造的市场扩大和规模经济效应，完全有可能导致某个（些）产业向某一个（些）国家转移，获得更多产业的国家收入水平会上升，而失去产业的国家收入水平会下降。这正是一体化条件下国家利益冲突的深层原因（GomoryandBaumol，2000）。但是，欧盟成员国的要素禀赋也相似，一体化同样创造市场扩大和规模经济效应，却并未出现上述情况，原因就在于欧盟成员国之间大量的产业内贸易。中国-东盟的贸易结构1997年前双边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1997年后

7、以产业内贸易为主，1999年以来，产业内贸易指数稳定在0.7以上。产业内贸易的扩大具有积极作用：首先是扩大了双边贸易，增强了合作的基础；其次是可以有效解决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第三是能够防止成员国之间收入水平差距扩大，有助于非经济分歧的弥合。但是，产业内贸易有两大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产业内贸易大量发生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资源密集、劳动密集以及低技术含量的产业，由于规模经济和产品种类的有限性，一般难以产生大规模的产业内贸易；二是产业内贸易分工模式的确定主要有三条途径：创新、竞争和协调，其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