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各地区工业竞争力cip指数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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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各地区工业竞争力CIP指数的几个问题但是，我们在用CIP指数分析我国各地区工业竞争力的时候（各地区CIP分项和综合指数见表一），发现了几个异常现象，而这些异常显现都是与CIP指数分析问题的出发点相背离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异常状况进行分析。一、地区工业竞争力过分依重重工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按技术含量的制成品分类方法，把工业产品分成四类：原料型产品、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重工业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在对我国各地区工业竞争力结构分析中，我们发现：我国很多地区（象山西、海南、吉林、江西、安徽等

2、）无论是在工业竞争规模I1、工业产品国际竞争力I3，还是在工业技术结构I4上都十分落后，但其工业竞争力绩效CIP综合指数排名却很高，形成这种现象的表面因素是我国各地区I2指数普遍较高，而且是越是工业实际竞争能力差的地区其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越高——这是一种CIP指数中的异常状态。以山西省为例，图1中列出了山西省各项CIP指数及其在全国的排名情况。可以看出，正是由于该省I2指数为0.94，排名全国第二，从而使其工业竞争力绩效CIP综合指数排名大幅上升，排名至全国第11位。那么山西省的实际工业竞

3、争力是不是有这么高呢？结论当然是否定的。造成这种异常状态的深层原因主要有二个方面：首先，由于我国工业化与现代化过程中采取的重工业为起点和长期偏重重工业发展的战略方针，从而使我国各地区I2指数普遍较高。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着极端落后的经济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为争取经济独立,尽快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我国防效苏联的做法,提出了以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化道路。如表二，从“一五”开始，我国实际上就采取了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发展模式，片面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突出发展重工业，造成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这一情况虽然在改革开

4、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年有所改变：1979-1984年、1985-1988年和1989-1992年三个阶段，重工业比重正逐步改善。但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各地区工业发展再次出现不同程度的重工业化趋势，全国大陆31个省市区中，除云南、西藏外，各地区重工业比重都大幅提高，2000-2003年全国平均水平达59.3%，比率直逼大跃进时期（1958-1962年）重工业的比重。所不同的是，这一轮的重工业化主要是加强基础工业，从而解决一直以来基础产业“瓶颈”制约的问题。其次，根据表三可以知道，工业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地区都集

5、中在原料工业在工业中比重较大的地区，无论是重型原料工业区、重型原料—加工工业区还是轻农产品加工—重原料工业区。由于我国工业化的次序的特殊性，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基础工业发展一直滞后的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以原料工业为代表的基础工业落后一直成为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制约“瓶颈”。从图2可以看出，1985-1996年原料工业的比重处在我国工业化历史较低的水平，所以在新一轮的重工业化中，本来就处在工业竞争力较弱的地区，由于重工业发展区域之间在竞争中的分工原因，原料工业等基础工业不得不再次成为一个新的主题。但是，原料

6、型工业产品技术要求较低，主要依赖于资本设备和本地区的原材料供给能力。原料型产品的生产是不归属于中技术产业部门(重工业部门)的，而我国各地区工业产出的统计口径与这有较大的差别。这些原料型工业为主的地区要么经济处于落后状态，要么存在工业设备老化、生产技术落后、工业产品严重缺乏竞争力的问题，而这种状况在重型原料工业区和轻农产品—重原料工业区两个区域表现的最为典型。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重工业的发展上区域之间在竞争中的分工趋势日益突出，从而造成这种异常状态在短时期内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指数中

7、的虚假性我们在用CIP指数分析各地区工业竞争力时发现的了另一种异常状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指数的虚假性。从表一中可以看出，CIP综合指数排名最前的几个地区：上海、天津、广东、江苏、北京等地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指数也位居各地区前列。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绝对数额也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上海、天津等地，但这些地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产品中加工组装比重过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严重依赖进口。因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工业绩效分析方法默认了工业制成品产出与出口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内在技术能力，没有排除高新技术

8、产品组装活动向劳动力资源丰富、低工资国家和地区转移的情况，而我国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