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管制与税收-政策选择的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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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量管制与税收:政策选择的成本分析〔摘要〕许多情况下，政府通过数量管制而非税收来控制不符合其意愿行为，而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税收是优于数量管制的。我们试图从政策执行成本的角度为这一矛盾提供解释。通过引入私人执行者，我们证明出，尽管数量管制限制了一部分对社会而言有效率的行为，但是其较低的违规行为调查成本能够加强政策执行力度与整体效率。　　〔关键词〕数量管制；税收；执行成本　　一、引言　　政府在对不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或者说不符合其意愿私人行为加以控制时，数量管制与税收是两种常用的方式。数量管制是直接对不符合意愿行为的数量加以限制，禁止或者只允许少量存在；税收是对不符合意

2、愿行为加征额外的税赋，影响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结构，从而间接的控制不符合意愿行为。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税收远优于数量管制，以经济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调控远胜于政府权威这只“看得见的手”。前者的使用会促进资源的自发流动，达到更合理的配置；后者的使用则会造成资源流动的障碍，引起社会福利的丧失。但是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大量数量管制现象，从出租车的牌照之争到毒品的稽查清剿，从污染企业的数量控制到特定时期的禁渔禁猎，几乎遍布于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对这些现象的经济学解释很多，有的认为，数量管制约束了新厂商的进入，受到在位厂商的支持，但这无法解释禁渔禁猎，这样的管制同样的约束了市场上

3、的所有参与者，有的认为不符合政府意愿的行为，如吸毒，是对社会有害的，因此被管制在零水平，但是对污染的管制却允许少量污染的存在。还有的认为数量管制可以评估外在不经济的成本，补偿不充分的信息等等。这些解释都不是完美的，至少是不完全的。　　本文试图通过对政策执行成本分析来为管制的盛行提供另一种解释。我们从政府的角度出发，认为政策的执行是有成本的，政策选择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经济问题。具有较低的执行成本的政策，执行的效果较好，比较接近既定的政策目标，被选择的可能性较大；反之，较高执行成本的政策，即使其相应的政策目标更为理想，但是是难以实现的，也就难以成为政府的理性选择。一般的说，政策

4、选择本身对其实施是有影响的，一方面，政策会创造执行的激励，使得政策执行者有动机追求既定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政策会影响执行成本，以保证政策以最低的代价得以执行。但政策实施是对政策选择有决定作用的，后者只是对前者的再强化。明了了这些后，我们就可以对数量管制与税收展开比较分析。　　二、基本假设与例证　　首先，我们将政策执行的单位划分为公共执行者与私人执行者。公共执行者指税务局、行业管理局这类政府部门，他们执行政策的手段是正式而繁琐的程序，对违规行为的调查要深入的考察被审查单位行为，而其执行成本由政府负担；私人执行者可以认为是违规单位的竞争者，因违规行为利益受损者，甚至包括希望

5、制止污染的环保主义者，他们执行政策的手段是非正式而灵活的，他们所处的地位使得他们易于观察到某些违规行为的发生，而其执行成本由个人负担。　　其次，我们将政策执行成本划分为违规行为的调查成本与证实成本，前者是对被审查单位行为进行检查，以发现其是否违规以及违规程度的大小所付出的成本。后者是在法庭上将这一违规行为予以证实，对违规单位进行处罚的成本。如此划分成本是为了分析的简化，也可以附加上其他成本，但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最后，我们以调查成本的高低来区分数量管制与税收。数量管制的调查成本要远远低于税收的调查成本，其原因有二：一个是违反数量管制的行为是很容易发现的，而违反税收的行

6、为，也即逃税，是很难发现的，直观的看，前者是一个有无的问题，后者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复杂程度就决定了调查难度；另一个是私人执行者参与了数量管制的执行，承担了相应的调查成本，而税收的调查成本全部是由公共执行者即税务机关承担的。原因很简单，私人难以了解被审查单位是否已经交税，交税是否足额，而在数量管制下，被审查单位是否违规，私人执行者是很容易察觉的。由于违规行为关乎私人执行者的切身利益，只要个人的调查成本足够低，私人执行者就有动力来执行数量管制。　　由以上的假设可以看出，尽管数量管制有可能限制了一部分对社会而言有效率的行为，但是其较低的违规行为调查成本能够加强政策执行力度与提高

7、整体政策效率。尤其当私人执行者成为关键因素时，对数量管制的依赖就特别重要了。　　三、基本模式　　假设政府要对污染加以控制，最为理想的政策目标是保持某种程度的污染水平，以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达到全社会的最优福利水平。我们分别采用数量管制与税收两种政策，在数量管制下，调查违规行为不花费成本，但要花费c在法庭上证实；在税收下，对逃税行为的调查要花费k，而在法庭上证实也要花费c.在这个模型内，逃税难以发现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两种政策下，我们假设公共执行者都能从证实违规行为中获利A，而它并不关心这一行为对社会而言是否有利。　　市场上有两类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