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农”问题的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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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三农”问题的长期性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考虑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许多人认为，“三农”问题是制度和结构引致的问题，只要大力进行制度创新或者结构调整，“三农”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对“三农”问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其实，“三农”问题是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大转换时期的综合性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根治，任何措施都只能暂时缓解“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长期性，决不是决策者的遁词，也不是学术界玩的文字游戏，它是由“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特殊性决定的。一、资本积累的长期性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要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

2、裁，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即要加速实现工业化。而建立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的资金，历史上两种工业化的筹资渠道我国都不可能利用，只能通过国家内部解决。只能农业、农民、农村作出牺牲，即通过将农民的剩余用来作为工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因为在一定时期，“蛋糕”只有这么大，用在一个产业上的资金、资源多，用在其他产业上的资金、资源必定要少。非农化发展战略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将有限的资金、资源用来加速发展工业。这一政策保证了工业发展的需要，但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却付出巨大的代价。一是农业失血过多。据统计，1952年-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农业税从农业中抽走近1

3、万亿元资本，而家业支农资金仅3000亿元，净流失7000亿元。九十年代以来，国家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收取和转移农业资源和农民剩余，据有关专家预测，每年大约1000亿元左右。二是农业积累不足，农民几乎失去了投资能力。由于长期以来，农民只能获得基本的生活，几乎没有积累，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扩大再生产。现在农民维持简单再生产都难，更不用说进行扩大再生产。三是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农村难以得到先进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辐射和带动。国家要保证“以农辅工”的政策能够实现，必须严格的控制农村和农民。这就导致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双重二元分割。这种二元经济比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

4、.四、非农产业发展的长期性不太发达的工商业要积蓄起足够的能力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时间。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虽然我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些工业体系主要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对解决人民生活和就业，特别对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牵动作用并不大。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有所改观，有助于解决就业的轻工业和乡镇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1996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曾达到1．36亿人，比1978年时的社队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增加了l亿以上，但是1997年以来，由于乡镇企业所处的整体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2000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只有1．28亿人，比

5、1996年减少近800万人。而且劳动力的供给还处在加速阶段，据预测，200l一2010年全国农村将新增劳动力6350万左右。面对庞大的且源源不断增加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含民营企业）、新兴产业新创造的就业岗位仍是杯水车薪。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工商业面对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二是国有企业又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许多企业不仅不能够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还要释放大量的失业工人，目前已有下岗失业工人2000万，随着改革的深入，下岗职工的数量还要增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又遇上了知识

6、经济和信息产业的革命，许多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力，不断采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这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了排斥劳动力的作用。而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期，虽然也存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但是是在剩余劳动力基本吸纳完毕后，才开始以资本替代劳动，没有我国来得这么快，工业化与信息化和资本密集化几乎同时进行，特别是加入WTO的头几年，工商企业就业岗位每年还要减少300万个左右。这也是其他工业化国家所没有过的，这些都会延缓“三农”问题的解决。五、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性农民的素质低，人力资本积累少，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需要较长时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决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转移，能

7、否快速转移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较高，农民从事非农经营的机会多；人力资本较高，农民从事非农收入的报酬也相应高。一个目不识丁、一技不长的农民不可能能够在城市立足。1997年全国总工会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的主体大体由三部分组成：33%来源于农村毕业学生，37.3%是务农的农民，另外近1/3是有过城市务工经验或者当过兵的农村人口。农民工中初中毕业的占2/3，其中高中生占16.9%。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程度是9.2年，而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是6.5年，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最重要方式就是教育

8、，俗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