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台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概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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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年来台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概况（三）（二）土地开发、水利、地权分配、租佃制度早期台湾为接受大陆移民的净移入区，平地的开发由南向北延伸，山区的开发也渐进随行。台湾官方对山区开发转趋积极，始自沈葆桢开山抚番武装拓垦，并由刘铭传继续此策，但改以官绅合作拓垦的型式进行。黄富三《板桥林本源家与清代台北山区的发展》，即是以沈、刘实行抚番政策为背景，探讨板桥林家的投资扩张。官绅合作开垦时期，板桥林家扮演极重要的角色，出任抚垦帮办，实际执行抚垦工作。籍此，林家得以开发台北、桃园、宜兰、新竹一带山区的樟脑、茶产等富源，其与官方关系密切的商绅性格明显。（注：《台湾史研究》2.1（1995.6）：5-49。关于板桥

2、林家的商绅性格，另见黄富三《试论台湾两大家庭之性格与族运--板桥林家与雾峤林家》，《台湾风物》45.4（1995.12）：151-171。而雾峰林家，黄富三近年续有专书：《雾峰林家的中挫（一八六一-一八九五）》，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2年。）由北部山区的开垦起家成为地方有势家庭，还有新竹北埔姜家的例子。姜家的拓垦，以19世纪前半期在新竹东南山区金广福大隘的开发最具重要角色。据连瑞枝、壮英章合著的《从帐簿资料看日据北台湾乡绅家庭的社会经济生活：以北埔姜家为例》，姜家至日本统治时期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土地经营方面（地租、借贷利息），其在木材、酿酒、制盐、电力等产业，以及台湾银行、北埔信用组

3、合等金融业的投资，多是响应殖民政府的政策而为，为姜家财务支出的一大负担。（注："台湾商业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借处，1996年12月14-15日。）相对于大家族的研究，刘素芬《十九世纪龙井林家的土地经营》则以中部地区的小租户为观察对象。透过林家的族谱及帐簿资料的研究，她认为龙井林家累积土地迅速，与其从事农商兼营的多元化经营（贩运米谷与投资农垦）、"亦兵亦农"的生产组织、以及与佃户维持良好的租佃关系有关。（注：刘素芬所谓"亦兵亦农"的生产组织，指林家以私人的自卫武装人力投入农业生产，见《台湾史研究》2.2（1995.12）：53-86。）无论大小租户，以土地为资

4、本，透过租佃产生复杂的地权结构，加上与官方维持正面关系，几乎是台湾地主阶层的形成及其转型为豪族的共通模式。陈秋坤《从地主到豪族--土地资本、租佃制度与台湾地主精英阶层的形成》，举台北平原张家、平埔族岸里社潘家及雾峰林家的兴起，分别代表：十八世纪来台拓垦致富的企业家型地主、由平埔族部落转化的大型租佃业主、以及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前半期转成的豪强家庭三种典型。（注："台湾商业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2月14-15日。）许雪姬《日治时期雾峰林家的产业经营初探》也指出，降至日本统治时期，雾峰林家仍以收租、土地买卖及开辟为其财富累积的主要来源，鲜少涉足商工会组织或海外投资，未与日本势力发生太

5、深的关系。（注："台湾商业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2月14-15日。）在水利方面，清代迁入台湾的移民以农垦为主，土地开垦要在灌溉系统建立之后才告完备，因此水利设施是否完善，关系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清代台湾埤圳多为私人斥资兴筑，与兴建规模和数量都远甚于明郑时期。据刘育嘉《清代台北盆地的水利开发》所论，雍乾时期台北盆地兴起水田化运动，粮食生产增加，人口也快速增加。台湾北部开发较晚，但水利灌溉系统的兴筑却较南部快速完成。其间的大型埤圳，以瑠公圳、大坪林圳和内湖陂最重要，灌溉水田2000多甲。而埤圳的开凿以业佃合作及合股经营最多，领导水利开发的业户多为垦首。（注：此文见《台湾二文，利用总督府完

6、成的数次租佃惯行调查资料，重新检讨早期某些研究论点。她认为若以租佃纠纷的多寡为判准，日本统治时期的租佃制度运行还算顺利。这与四种力量的结合运作有关。租佃契约、租佃习惯的规范力量、保证人及押租金等保证措施、民间及半官方的各种租佃纠纷仲裁制度。1930年代，租佃契约的结构渐由口头契约走向以书面契约为主，而书面契约的使用，又以业佃会（租佃纠纷仲裁组织）的书式租约渐占优势。据著者分析，这种业佃契约选择的改变，是以利润为指标的行为，符合理性选择行为。1930年代初期以前，业佃纠纷少，一般以口头契约为主，只有涉及少数的新垦地、公业地、茶园果园地、会社等特殊土地性质，或业佃互信程度低时，才选择书面契约以避免

7、纠纷。1930年代起，书面契约的订约成本虽然高于口头契约，但其纠纷机率、连约机率和执行成本都低于口头契约，预期报酬自然高于口头契约，因而书面契约的选择渐多。（注：叶淑贞：《台湾日治时代租佃制度的运行》，见《台湾史研究》2.2（1995.12）：87-135、《日治时代台湾租佃契约的选择行为》，见《经济论文最刊》24.4（1996）：435-477。叶氏另有《日治时代台湾之租佃制度与农场经营》，发表